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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加猛烈的火力。这篇文章的信息量极大，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文中的一些观点、一些文字被众多论著反复引用，比如，著名的“阳谋”之说。因此，若要了解、研究整风与反右运动，不可不认真研读之。
“文汇报有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曾经十分欣赏《文汇报》。1957年3月，他在接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时盛赞：“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那么，短短几个月后，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文汇报》呢？
在整风反右期间，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两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文章是6月14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道出批判《文汇报》的原因：《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该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加以转载。上海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虽然没有转载，但都做了公开的检讨。另一篇文章就是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从标题看，后者是前者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文汇报》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两家报纸的批判也是如此。他首先将两家报纸的检查进行比较，对《光明日报》网开一面，而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文汇报》。毛泽东指出：《光明日报》因为“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辑技巧方面。”写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写道：“《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大不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为什么《文汇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方向呢？毛泽东指出：“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甫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实际上，文汇报并不存在“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因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破格以非党人士担任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团长，3月27日出国，5月9日才回国。浦熙修作为人大代表，于4月15日去黑龙江考察，5月20日方回京，整理材料一个星期，27日才到报社工作。罗隆基6月3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开世界和平理事会去了。即使他们三个人要在《文汇报》搞一个右派系统，时间也不允许。因为6月8日，反右号角就吹响了。
那么，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是如何产生的呢？据徐铸成回忆：“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威力极大。首先，把浦熙修与罗隆基炸翻在地。浦熙修与罗隆基有很深的情愫，相识已逾十载，曾经议论过婚嫁，但遭到浦的家人一致反对（包括浦的妹夫彭德怀），也就只得将事搁置，但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保持着相当的交往。这些个人隐私、这些情感上的纠葛，如果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五十年前，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把个人隐私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其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其次，《文汇报》揪出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既然是一个“系统”，那就不是一两个人。在反右运动中，《文汇报》编辑部共有6名编委及15名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分子。再次，《文汇报》成为各个单位反右斗争的样板。当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影响巨大。既然毛泽东说文汇报有一个右派系统，那么，在反右运动中，各个单位纷纷效法，不管大小都要揪出个“右派系统”来。后来，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与这有直接的关系。
“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如果说，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反复宣传与动员，人们对整风运动还有思想准备的话，那么，整风的突然转为反右，很多的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都感到突然。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全党的思想，讲清反右运动的方针政策，就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在该社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反右斗争的主要对象，他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一是论述了反右斗争合理性。既然出现“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那么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就是必要的，理所当然的。二是明确了反右运动的主要对象，把斗争矛头对准民主党派，特别是对准民盟与农工党。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有如下评论：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这是今天的认识。
在50年前，毛泽东的话就是真理，谁也不敢怀疑。于是，反右运动中，民主党派成了重灾区，被打得落花流水，大批的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党的统一战线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运动开始后，很多人被当作右派遭到批判、围剿，火越烧越旺。但不少被斥为右派的人并不服气，甚至有些未被打成右派的人也质疑反右斗争的合理性。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马为之辩护，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言者无罪”的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曾经许诺：在整风期间实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而反右斗争恰恰是以言定罪，因此，许多人感到困惑：中央文件到底算不算数？
对此，毛泽东做了如下的辩解：“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如今，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了50年，当年揭发右派的材料也进行了反复的核实，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参加大鸣大放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有现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因而“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由整风转向反右的问题。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然而，从6月8日起，运动突然转向，由整风转向反右。许多人对此产生了疑问，有人称为“钓鱼”，也有人称作“引蛇出洞”。
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地指出：“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