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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高产，也感到光荣。
第二天早饭后，我同地、县委领导一起到了建国一社龚家埠小队。一到现场，看到一块斗丘田，大约一亩左右，整整齐齐密挨密的谷子排在一丘田中，当时确实没有看出假象来。大家找来了十几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了一小块，脱粒过秤，推算说亩产有两万多斤。晚上回到白果区公所，地委书记向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作了汇报。第三天省里就派了以省政府副秘书长史某为团长，包括农业专家在内的一行二十余人的省委高产验收团来正式验收。由于验收团出发较迟，到建国一社时天气更晚了，所以大部分收割脱粒过秤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就给再次造假提供了机会。该试验田除留了一小块供参观外，全部割打完毕。当天晚上点着汽灯，架了十几杆大秤过秤验收，完毕后验收团长宣布结果：王乾成早稻高产试验亩产36957斤，并要全体参加验收人员签字。当场就有专家提出质疑说：亩产36000斤没有科学根据，那么密的秧苗怎么中耕？怎么施肥？怎么通风？时间长了不都烂了吗？王乾成马上按照县委某副书记几天前给他准备好的对策讲道：“用科学方法管理，下肥除深耕层层施肥外，追肥时将化肥兑成水，在稻田周围作高埂子往田里灌；通风先是用竹竿捅，后来用鼓风机往田里送风的。”地区领导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位敢讲真话的年轻专家，这样有不同意见和半信半疑的人再也不敢讲话了。于是所有参与验收的人包括地、县委书记和我在内都在验收报告上签了字。当天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特大新闻，一下子就哄动了全中国，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包括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前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也前来参观，区里还专门设立了接待参观的招待所，参观者送来的红旗一时间挂满了墙壁。
干部造假，农民糟殃。后来才知道，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二、“求实”的代价
“三万六”事件出笼后，特别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因造假和反右有“功”的人，一个个都青云直上了。王乾成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后来取我而代之当了白果公社（此时区公所已改成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而主持我的案件有功的反右办公室主任也当上某县县长，县委某副书记升任县委第一书记，原县委第一书记升任地委副书记，原地委第一书记升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可是作为当时区委书记的我，却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从此遭遇了人生的最大厄运。
事发后不久，县委农工部干事曹铎来到我处说：王乾成搞的亩产“三万六”是假的，是将成熟的谷子移在一起，我们工作组住闵集乡，与建国一社是隔壁，社员用手到田里摸了摸还没有长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亩产“三万六”是假的，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心里翻起了疑团，亩产“三万六”到底是真是假？是真的还好说，如果是假的我该怎么样去面对？县委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讲到：“在亩产‘三万六’问题上要统一口径不能乱讲，这不仅关系到麻城红旗，还关系到地委、省委威信。”我出面去查真假，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虽然不知道炮制亩产“三万六”的真正后台是谁，但是已经预感到这其中来头不小，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吃不了兜着走。我特意嘱咐曹铎说：“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随便乱说。”不管行动上怎么样克制自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给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这样造假害人的东西该不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敢于斗争的勇气，加上我又没有第一手材料，虽然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在造假，但是没有真凭实据，还是悠着点好。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一次，燎原一社主任彭思汉（劳动模范）从县里开会回来，在路上跟我说：“有些人（指王乾成）这么搞，石头甩上天总是要落地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石头落地砸的是老百姓。假高产而带来真高购，粮食产量又报不上来，县委逼着搞反瞒产，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夹在中间实在是左右为难，由此对“三万六”事件产生了很大的怨气。我们班子成员如李学文、刘耀典、易志慎等人也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泄他们对“三万六”事件的不满情绪。
一次次的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使我对“三万六”事件的认识有一个从开始不知情，到有所耳闻又怕惹祸上身，再到后来的逐渐醒悟的过程。一件件的事情，一次次的谈心对我来说既是提高认识，也是装填火药的过程，引爆的导火线恰恰又是建国一社找我吵要供应粮的三个人点燃的。195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明山乡沙王庙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动员反瞒产，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会上，麻溪河乡总支书记和建国大队（原建国一社）大队长、小队长（正是亩产“三万六”所在的小队）三人一起找到我说：“你要批点供应粮给我们，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这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火点燃了，再也顾不上什么上下级的关系，顾不上将会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心一横桌子一拍就骂起来了：“你王乾成搞那高产量，当上全国模范，上北京开群英大会，见了毛主席。这才过了几天时间，你们现在就来吵要供应粮，说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那你王乾成不是个骗子？亩产‘三万六’不是假的？你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了毛主席、骗了党中央！”
骂的初衷是针对造假的王乾成和县委某领导的。因为从社会舆论中，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县委某领导策划并指使王乾成干的，这时还不知道背后有更硬的后台，更深层次的背景。殊不知我这一骂，却刺痛了麻城县委搞假红旗真浮夸的要害，实际上也刺痛了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于9月底在全国展开。报复我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麻城县反右倾运动大会第一个把我作为斗争重点拿出来大会批斗，一斗就斗了二十多天，县委第一书记上台带头斗，县委分管各条战线负责人上阵轮番斗，发动知情人重点斗，小组日夜斗，写不完的检讨，作不完的交待。县委第一书记带头在会上批斗我时说：“汪凤元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麻城县委的主要手法就是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抓住‘三万六’不放，攻击麻城红旗是假的，其阴谋极端恶毒。”当年10月27日，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以下简称“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到：“尤其是58年大跃进以来，他疯狂的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否认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攻击红旗，打击先进。在运动中企图混关，态度极不老实。据此，汪凤元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汪凤元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汪凤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18级降为23级处分。”报黄冈地委后定为混入党内坏分子，开除党籍，18级降为22级处分。
为什么对我的处分如此之严厉呢？究其原因是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麻城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亩产“三万六”等许多问题上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发展到各持己见，据理力争直至面红耳赤的地步，这种紧张的关系其程度可想而知：
1、1959年春望花山乡有几十人因饿肚子外出讨米，被县委发现后，电话追问该乡驻点干部是谁，我说是副社长刘耀典，县委要公社党委上报处理意见。公社党委一致认为该乡问题多困难大，刘去的时间短，不到两个月，他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有工作作风不够深入的缺点，决定给刘党内警告处分。而县委却决定开除刘的党籍、开除工作回家生产。我接到文件后认为县委对刘的处分过重，再次召开党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处分过重。但县委维持原处分结论不变，并要立即宣布执行，我当即表示服从县委决议但是保留个人意见。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正常职责，在反右倾运动时却成了“县委决定对不关心人民生活的刘耀典的处分，他拒绝执行，召开反党集团会，叫他们‘坚持真理’，会后指使李学文公开反对县委的决议，还怂恿刘耀典上诉”的反党罪行。
2、1959年春，我走访了各乡和部分大队，所到之处都是冷冷清清，不少人家都揭不开锅盖，群众普遍饿肚子，社员喝清水粥，靠野菜、树皮、糠粑充饥，大量出现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有的地方饿死了人。目睹这一切我心如刀割，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反复思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呢？究其原因还是大跃进浮夸、亩产“三万六”带来的后果，作为基层干部，我们真是有责有罪呀！回来后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我讲了看到的悲惨情景，很内疚地说：群众饿肚子饿得那样狠，我们屋内还挂着这么多的红旗，真是问心有愧呀！对不起父老乡亲！于是心情十分沉痛地对干部叶玉林说：“你马上将全国各地送来的红旗全部摘下锁起来。”这句话成了我的罪状，“59年麻城县委文件”（处分我的文件）中说：“由此可见汪风元对58年大跃进和麻城红旗是何等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