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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最大的；还是人的变化。过去人人崇拜领袖；崇尚英雄；李开文的家也因此门庭若市；现在时过境迁了；他的家突然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已经没人再找上门来；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倒是有村民想到李开文在延安时；毛主席曾送给他一件皮背心；在北京时；毛主席还送给他一双皮鞋；他都给了别人；就说他“太傻”。想到他把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给大家修桥修路；就说他“太愣”！想着他干了十年的粮站站长；管着那么大的一个摊子；离休时；没让自己的儿子顶替进站；去吃“皇粮”；就说他“太糊涂”！尤其是想到他离休；县里上门来动员他把全家搬到县城的“红村”去；他不去；就说他“太自私”！说他如果那时让一家人去了县城；如今都成了城里人；吃香喝辣不说；孩子们再不用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在土里寻食；当个被城市人低看一眼的农民！
说他“傻”；说他“愣”；说他“糊涂”；李开文不生气。说他“太自私”；他想不到；更接受不了。
其实；他想不到的事儿；接着就来了：婚后的“大杏子”；自恃是李家的女主人；从此掌管起了李开文的一切经济。当时；他的工资不能算低；城里工人的月薪只是二三十元；他已拿到了上百元。她把李开文的工资管得死死的；谁也别想从她那要走一文钱。李锦旭的两个女儿虽然嫁人；但家中仍有五口要吃要喝；生活非常困难。以前都是李开文接济他们；现在就再不可能从李开文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李锦旭对父亲的积怨越来越深；父子的关系也日见冷淡。
李开文是一个豪爽豁达之人；以往；但凡有亲朋好友来看他；他都热情地留人家吃饭；谁有个困难；他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可自从“大杏子”当了家；这些事就再也没有了；甚至；人家连茶水也喝不上一口。这样；不但子孙们疏远了老爷子；亲戚朋友也罕有登门的了。
更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儿子李锦旭居然公开同父亲叫起了板。
那天；李开文坐在门口正埋着头打草鞋；李锦旭走过来；没好气地问：“都啥年代了；你打草鞋谁穿呀？”
李开文头也不抬地说：“都不穿；我穿。”
李锦旭接着又问：“我这辈子你不管；就算了；你三个孙子有两个已经不幸了；就一个李运兵；你是不是也让他就在响山寺当一辈子农民？”
李运兵是李锦旭的第四个孩子。他上面有两个姐姐；都没有念过一天书；一个哥哥；两岁半时溺水而死；死的时候连名字也没有。下面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李运江小时因为生病发高烧；没钱求医；在家拖了三天；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现在十三四岁了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李运兵虽然不笨；学习也用功；但他一直就在本地的学校念书；这儿的教学条件太差；留不住好老师；初中虽然毕业了；却没能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
李开文没再说“当农民有什么不好”的话；而是说：“孩子考不上；我有啥办法？”
“你得想法为他找个工作。”
“我到哪去为他找工作？”
李锦旭见父亲说出这样的话；一下火了：“天下不都是你们打出来的吗；这样的事也解决不了？”
李开文翻眼看着也是快六十岁的儿子；闷声闷气地说：“我一天枪没摸过；天下怎么是我这样的人打下来的？”
“你不也是老红军、老八路吗？”
“是又怎样；嘴巴就比别人大？想要啥；就一定要给啥？”
李锦旭问：“说这些话；到底啥意思？李运兵的事；你到底管还是不管？”
李开文不说话；依然埋头打他的草鞋。
李锦旭这时说了狠话：“你要真的一点不问；就当没我这个儿子；也没运兵这个孙子；你当你的老红军；我做我的老农民；咱父子的缘分；到此为止！”
说罢；李锦旭将手里的东西一掼；扬长而去。
李开文依然没说话；依然埋头打他的草鞋；打草鞋的指法却全然乱了。第二天；他就为李运兵工作的事；去了一趟槐树湾乡政府。
乡里要他去找区里；于是他又跑了一趟古碑区政府。
区里说；这事还得找县里才能解决。李开文就开始往县城跑；他从县民政局；找到县政府；又从县政府找到县委。大家对他都很客气；都很热情；都说这事会认真“考虑”；但他回到响山寺；就没有了消息。
那时；响山寺到县城还没通公路；只能从梅山水库坐船去；每次要坐三个多小时。李开文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孙子李运兵不放心；就陪着爷爷一起跑。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少趟；也没跑出个头绪。
就在李开文跑得心灰意冷；百般无奈之时；一个消息却让他陡然兴奋起来：金寨县委县政府根据有关的文件精神；决定解决红军子女的工作问题。得知消息的当天；李开文就赶到县城。到了县里才知道；这消息；不假；确有其事；但是文件规定得很死：只解决一个儿女的就业问题。
“为什么孙子就不解决？”李开文想不通。当红军那年；他已经三十五岁；儿子已经八岁；现在儿子李锦旭早已是“花甲之人”；不需要谁再帮他解决就业；倒是孙子李运兵正该工作的年龄；却因为他是孙子；就不可以实事求是地给以解决吗？
答复是：“不符合政策；不可以！”
李开文只怪自己不走运；就准备乘船回响山寺。但他又咽不下这口气；想找个地方解解闷；便去了一趟“红村”。
在“红村”听说到的情况；不仅让他大开眼界；更多了几分信心。人家说；尽管文件规定得很死；住“红村”的一个有着一双儿女的老红军；也是气不过；找到北京；最后找到了人；两个孩子的工作问题还是解决了；住上码头一个姓阮的老红军；家里的情况同李开文完全一样；儿子早到了退休年龄；孙子因为隔了代；县里不给解决；他认为这是些“混账”的规定；一气之下；砸了县政府的牌子；又去找县长；听说县长正在开会；他冲了进去；抡起拐杖就打；怒道：“老子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个狗日的还没出世；今天轮到你来规定我们现在才有儿子；不该是孙子！”
听得李开文直发愣；问：“这位老同志；他孙子的工作解决了吗？”
“能不解决吗！”
李开文没急着回响山寺；他又去了县政府。那天；他也是拄着拐杖去的；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姜的副县长。姜副县长一看李开文又找来了；很有些不耐烦；李开文便不依不饶地问：“我孙子的问题；你们到底研究了没有？”
姜副县长说：“李老；我早就和你讲过；你孙子不符合政策。”
李开文忍气吞声地又问：“政策不是人定的吗？有人找到上面；不符合政策的；最后也办了。”
没想到；这位副县长望着李开文；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说道：“你也可以去找中央；或者找省里；批个条子下来嘛！”
李开文一听；气得手脚抖个不停。明摆着；这是存心不解决问题；反而拿话刺激人！了解他的毛主席、周总理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熟悉的陈云同志；和仍健在的曾在中央特灶班吃饭的那些首长们；他又到哪儿去找他们呢？
只见他猛地扬起手；对着县长的脑袋举起了拐杖！
然而；他的拐杖高高地扬在了半空；终究没有落下来。
他望着已吓坏了的姜副县长；一句话没说；便离开了县政府大院；离开了县机关所在的梅山镇；乘船回到了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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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李运兵很是不解；说：“爷爷；你当年都敢砸延安的大狱；为什么现在却不敢打一个副县长？”
李开文沉默了半天；才说：“情况不一样。”
李运兵有点生气：“爷爷；像你这样温和；我的问题肯定没指望。真把事情闹大了；说不定就解决了。就是欠揍！”
李运兵还要说几句；想想爷爷这么大年纪了；风光一辈子；却因为自己的事；这样受辱；又有些于心不忍。
从那以后；李开文再也没去过县城；李锦旭也打消了让运兵到县里工作的念头。他们对这件事彻底死了心。
一九九一年五月；陈桂棣应邀为安徽电视台写一部有关大别山的电视片。他去了金寨县；又一次去了李开文的家。不曾想；这是陈桂棣最后一次同李开文见面。李开文已是九十四岁高龄；耳聋；眼花；记忆模糊；说起话来；颠三倒四。
当年从老人身上开掘过黄金的记者和作家们；已没有几个人再登他的门。他见到陈桂棣；和陈桂棣带去的摄影家康诗伟；激动得抓着他们的手不放。
当时；陈桂棣还并不知道李开文为孙子李运兵找过工作的事；所以；李开文在谈话中颠颠倒倒地说他这辈子；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却对不起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对不住自己的一家人；念念叨叨；陈桂棣认为老人真的是老了；说起胡话来了。
那天晚上；陈桂棣住在古碑镇招待所。夜里十点多钟；他已经睡下了；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门。
“谁呀？”他问。
“我；找您说一件事。”门外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陈桂棣本来以为是随行的康诗伟；或者是招待所的服务人员；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李开文的孙子李运兵。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
在有些昏暗的电灯光下；陈桂棣见自报家门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瘦瘦的；中等身材；长得挺精神。就问：“你真是李开文的孙子？今天在你家我怎么没看到你？”
李运兵说：“我一直在山上干活。”
“你是从响山寺过来的？”
“是。”
陈桂棣一惊：“这中间有十多里地呢。”
李运兵说：“翻了四个山头。”
陈桂棣不无惊讶地问：“你经过了月亮地？”
陈桂棣第一次去采访李开文的时候；陪同前去的金寨作家王京隆就谈起过月亮地的故事。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乱尸岗；闹红军的时候；红军在那儿杀过很多白狗子。红军西撤后；白狗子又在那里杀了很多的红军伤残人员、赤卫队员以及还是娃娃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