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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写了一篇批评《王蒙自述》的文章。送给几家大报。答复都是：王蒙和我们报社关系不错，前些天来报社作报告，和社领导吃饭，不便刊登此文。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真是应了毛泽东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饭都吃了，还说什么。同时这距西方自由民主的新闻传统也是十万八千里。完全是左右失据、无主义可言的庸俗堕落。转投给《博览群书》，还是极快地刊出，一字不改。
2003年初，张维迎请我为他的《信息、信任与法律》写篇书评。半年后我才找到时间，写了一篇8千余字的长稿。尊重他的意见，送给了《读书》。我的唯一要求是不删改。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中同《读书》的编辑、我的老朋友贾宝兰沟通了多次。她最后的答复依然是：我会争取不删节，但是不能保证。我只好撤稿，给了《博览群书》，两天后就得到答复：一字不改，且一个多月后就刊出（2004年第2期）。我一直想告诉贾女士：我的选择完全是根据刊物的开放度和效率。这里还想说的是，能写这篇书评不仅是因为张维迎的请求，而且是因为书确实不错，不错才达到了被评价的资格。光说好话，那不是书评，那是作托，是马屁文章。我对张著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希望听到维迎对我的意见的反驳。”但是我最终也没有见到答复。我以为，对不期而遇的批评应尽可能答复，对于邀请到的书评中的批评更有答复的义务，这是学术上的起码的礼节。
2004年9月我看到自己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知识分子之一，当即写了一篇“我能影响中国吗”，以答复该刊对我的厚爱。不料，我投稿的所有报刊，包括《人物周刊》都拒绝使用。拙稿还是被《博览群书》收容了，并以超常的速度在该年第10期刊出。
七年来，我受惠于《博览群书》。在这里我享受到一个写家的最大礼遇——不遭删改，最大快乐——高效率，最大的、堪称破格的荣誉——有三期《博览群书》在同一期上刊登了我的两篇文章。七年来，我同常大麟先生、李焱女士通话无数次。若外人旁观，必判定我们是老朋友。我们也毫无疑问是老朋友了。但是我只是在他们主办的会议上同他们二位有过一面之缘，绝对是君子之交。我庆幸，有这样的朋友和园地，才使我面对一些公共问题，没有遭遇失语的尴尬，并在偏执的言说中享受快乐。
谨以七年来发表于此的几篇文章背后的细碎琐事的回忆，表达我对贵刊二十年庆典的祝福。
一些琐屑的往事
■ 黄 波
《博览群书》满二十岁了。在刊物上看到“征稿启事”，我就寻思着要写点什么。回头查阅旧刊，这一看竟有点吃惊，自从20Q2年第一期刊载《在孔子与罗素之间——漫说张申府》一文始，短短三年，我已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了13篇文章。记得张中行老先生当年因突然成为《读书》杂志的高产作者，曾专门写过一篇，自报家门似的文章，起首就说，一个名字如果没有什么预兆地在一家刊物上频频露面，难免会引发猜疑：此君什么来头？是啊，我有什么来头？
说来惭愧，充其量，我连学界的边缘人大概都靠不上的。我在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氛围的内陆小城里，从事着基本与文化绝缘的纯技术工作，而且至今我不过是自修大专的学历。唯一还可以略充风雅的是，读书倒是我与生俱来的一大嗜好，而且每每于卷终之时自以为还略有所得。如果没有这个嗜好，我绝对不会鼓起向《博览群书》——这个原本是雅人扎堆的地方投稿的勇气。说起投稿，也颇有趣，记得还是在2001年岁末一个慵懒的冬日，我合上了那本《张申府访谈录》，陷入了一种于年龄不太相称的沧桑之感中，脑海里储存的关于张申府先生的资料突然活跃喷涌起来，写作冲动不可遏制，那第四千余言的《在孔子与罗素之间》一气呵成。那时我还没有上网，所知道的投稿的地方极少，碰巧小城邮局里阴差阳错地有《博览群书》出售，便请人打印一份，在邮局抄了地址寄了出去。老实说，寄稿的那一瞬，刊物上那些响亮的名字在脑子里—闪，我是没有多少奢望的。结果不用说了；在一个几乎无人知晓张申府其名的内陆小城里，一个年轻人居然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关于张申府的文章，而且这文章居然在京城的刊物上发表了，当他捧着那本刊物时的心境如何，也不必说了。我知道说这些东西为一个刊物祝寿是相当俗套的，更重要的是，《博览群书》不是一个喜欢自恋的刊物，我当然也不是一个多么喜欢自恋的人。其实我只是对《博览群书》亢溢的包容性略表敬意而已。包容二字，说来轻巧，但在当下日益浮躁、功利的语境里，一个刊物能始终有此雅量乃至不弃涓埃，实在是不容易的。
和我相熟的朋友说我这几年稍有进步，如果朋友们的话是真诚的，我要说，我的点滴进步里都有《博览群书》的推动。这种推动有时是有形的，比如刊物对各种文化热点问题的探讨催人思考，编辑偶或的点题约稿让我不敢懈怠；有时是无形的，比如说正是通过近几年比较频繁地给《博览群书》写稿，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如果不怕脸红还敢自承文风的话。当然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也是我须臾不敢忘的：因为2002年第10期那篇《托克维尔的启示》，新浪网站文化频道的编辑为策划“70族，最完整的一代”专题找到了我，虽然她在那个专题里把我和徐晋如、刘峥等人列为70年代出生的人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有些比拟不伦，但这对一个在小城里寂寞写作的人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慰藉；2002年第7期那篇《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出乎意料地促进了沈祖芬研究，当沈先生故里的沈研会副会长千里飞鸿，不间断地寄来《沈研会刊》，并告诉我是我的小文促使他们下定了成立沈研会的决心，并给他们提供了研究的路径时，我不能不由衷地感谢《博览群书》偿了我一个心愿：沈先生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启蒙了我，我一定要为先生做点什么。
刊物是因为背后的人才生动起来和充满温情。说句不怕别人认为攀附的话，我总以为《博览群书》的编辑把我这个小地方的藉藉无名辈不仅仅当作者，而且是视同朋友的。了解我性格的人都知道我这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常年僻居一隅，交游寥落，又多与或狂或狷的先贤神交，我向来有一种以过度自尊形式表现出的自卑，沾溉之举我是敬谢不敏的，可是《博览群书》编辑对一个普通作者的尊重、关爱和提携我是真切感受到了。样刊、稿费等等小节不必说了，一次我的一篇小稿因某种原因被撤，编辑在致歉的同时还指点我改投别的刊物，又有一次我的一篇小稿中提到了一种说法，编辑因为过去看到过关于这一说法的异辞，特地找来原始资料供我参考，记得当时年少气盛的我曾在邮件里固执己见，而编辑却并不以为忤。……最能代表《博览群书》及其编辑作风的是一张小小的“授权书”，刊物选编自己发过的文章弄一个精选集，居然还不怕麻烦地申请作者授权，在见过无数不把作者权益当回事的当下，《博览群书》给人的不仅仅是感动。感觉中操持这本低调刊物的都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而授权书中透出的敏锐的契约意识表明，他们绝不仅仅是坐得冷板凳的书生而已。
为《博览群书》创刊二十周年应该有大手笔出来总结，关于她的逐渐稳定的风格，关于她对新时期出版乃至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关于她将来的走向等等，而小子不才，却只能识其小地述述往事了。好在祝愿《博览群书》更上层楼的私衷都是一样的。
未必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就在我准备写此文的前两天，元旦刚过，《博览群书》的编辑给我的手机上发来一条非常特别的新年问候，告诉我一个以保护虎跳峡为己任的“很阳光”的作者因疲劳焦虑过度猝然离世，让人非常痛心；嘱咐我一定保重身体。那时我正乘车行进在一条通向山区的村级公路上，窗外是漫天飞雪……
康濯同志病重的时候，从医院里打电话给我，说给我一个惊喜；他告诉我，在伪满洲国发表作品的一些作家，经过实事求是地审定，不能一概定位为汉奸文人，应以文章为具。以往那种情绪化的定位不科学。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时代很有名望的女作家吴瑛。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大系（1937～1945）选入了吴瑛的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康濯同志却去了。我未能完成他的嘱托，我没有找到吴瑛，那项关怀对我们曾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来说，是真正的纶音。
我辗转地得知到吴瑛的确切情况时，她已经弃世十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躲避当时气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吴瑛隐姓埋名，在远离故土的长江之滨，谋得了一份县文化馆的小差事，有苦难诉、悒郁无言，带着她控诉的笔，在四十刚过的华年，含恨而死。
“历史”这个复杂的过往，并不会因为部分人有了清醒的认识便可以尘埃落定。在钦定的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框架下，淹没的岂止是成千上万的无辜。我寻觅着能为吴瑛说句公道话的机会，每每碰壁。我只好自恰，我想：连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也有人只从1937年算起，八年抗战人人耳熟能详，1931年到1937年，连抗联名将、共产党人杨靖宇将军尚未能大张旗鼓地进入抗日救亡史的视野，那个国民党的马占山撑起的抗日大旗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似乎东北只剩下了汉奸。因此，你在满洲国的时空下，舞文弄墨，不是汉奸是什么？你要为汉奸正名，对不起，请稍候。
信息来了，加拿大卑诗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东北沦陷区的女作家。信是用英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