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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关于1974年理论指示有这样一段评论：“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做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55～456页）我是赞成这样的分析和认识的。既要充分肯定1975年整顿，又想对被“四人帮”拿来作为反对整顿的理论武器同时肯定，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此外，在个别事实的准确性和著述文字的结构上也还存在一些小毛病。特别是内容和文字上重复比较多，使人在阅读时有浪费时间之感。比如关于张爱萍的一段长达5页的评介，既出现在《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的第254～259页，又出在《历史转折的前奏》第95～99页，我对照了一下，大体上一字不差。当然作为同一主题的专著和论文，而论文发表的时间与刊物又不同，使用的资料和论述有所重复，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同一篇论文中，前后两段（例如《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第160页前段同162页下段）文字一字不差的整段转移，就应该尽量避免了。
总之，我认为这是三本对1975年整顿这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的新开拓，作出重要贡献的好书。深望有更多这类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问世。
文学史的尴尬与重写
■ 淮 茗
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够修订再版，这在近年学术著作的出版中虽不能说是什么奇迹，但也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再版无疑意味着读者的肯定和需要，也是该书学术分量和价值的一种证明。吴承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有分量、受欢迎的学术著作，一部可以为读者提供许多启发和思考话题的优秀学术著作。 该书虽标名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但实际上重点研究的多是被一般文学史所忽略或排斥的那类文体，如盟誓、谣谶、诗谶、策问、对策、判文、八股文等，学界又称其为边缘文体。说其边缘，一是指它们兼具实用、艺术两种功能，一是指它们在文学研究中遭受冷遇的状态。这些极富民族品格和特色的文体及作品缘何长期无法进入文学史，我们的文学史又是依据何种标准来选择作家、作品、文体、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看到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具有研究价值的文体、作品被拒于文学史之外，我们不能不对以往和当下的文学史撰写产生质疑。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学史撰写已经积淀了一些可称作学术传统的东西，但随着近些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一般文学史之外，我们又看到了许多新的文学景观。这不能不使我们在质疑文学史著作有效性的同时，还对这种文学史撰写传统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缘文体的研究就显得意味深长，它并不是文学史研究陷入停顿后寻求边角废料的图存之举，实际上含有一种重写文学史的雄心在。如此众多极富民族特色的文体与作品竟然长期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而我们的研究者又同样长期熟视无睹，这一奇特现象在今天尤其显得触目惊心。 确实，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困境反思、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在国势衰微、救亡图存的形势下，文学史的撰写是重新构建民族文化传统，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谱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印象大多是通过阅读文学史获得的，文学史的编撰也因此获得学术研究之外的多重文化含义。不过，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文学史在展示长达百年的文学史撰写的成就之外，其大同小异、克隆衍生的形态本身也显示了这一撰写遇到的困境和尴尬。大的方面比如文学史编撰制度的诸种弊端等不谈，仅就文学史撰写本身而言，这一新的著述方式自从传人中国之日起，就遇到诸多问题，其中如何处理本土文学与异域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在观念、形态上的差异，一直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核心问题，许多争端由此而起，比如如何协调中国本土小说观念与西方小说观念，以确定中国古代小说的内涵、范围及特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令研究者头疼，聚讼不已的话题。由于此前缺少这种文学史撰写的学术传统，唯一可资参照、成为资源和样板的只能是国外学人所写的文学史。事实上早期国内学人的文学史著作与其说著述，不如说是模仿。这样，在文学史撰写中，不仅文学观念、收录标准，就连结构框架、行文方式也都是全新的，异质的。于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观，即其基本理论资源来自异域，但其论述对象和材料则来自本土。这种撰写方式固然是历史的必然，但其弊端也是可以想见的。它变成了一种西方文学箩筐下的中国文学筛选，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等种种名目和模式的筛选。在这种筛选中，不少文学史撰写者处理中国文学的方式也就变得异常简单，与异域文学相同或类似的方面通常会成为主干、核心内容，被大力张扬，而那些与异域文学不同、抵牾、无法纳入世界文学的文学现象，则不由自主地被视为民族文学的缺陷，或被有意忽略，拒于文学史之外，事实上形成了面对民族文学品格与特色的失语。曾几何时，研究者们挖空心思从本土小说作品中寻找第一人称、心理描写以证明本土文学的不落后。说得夸张些，以这种编撰方式生产的中国文学史不过是中国木料和砖头搭成的西方建筑。
由于诸种因素的作用，文学史撰写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最易操作、重复程度最高、最为一些研究者热中的一种学术行为。这一做法的弊端一直伴随着文学史的编撰过程，随着近些年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显得益发突出。不可否认，其间也有一些研究者为此做过努力，但这只能是细节、局部的调整和修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学史的不合理格局。这样，重写文学史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内在需求。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得到研究者的积极响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但在具体做法上则有前后的不同。这一口号提出伊始，研究者急于寻找新的理论方法、采用新的叙述方式，重写文学史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激昂的姿态，因为当时的研究实绩还不足以达到重写的程度。经过十数年良性的学术积累，口号已经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当下的研究者更愿意通过富有成效的研究实绩来达到这一目标。可以说，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积累，对那些与异域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契合的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者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其自身的特性以及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形成了不少共识，这无疑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如何在此基础上容纳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保持文学史应有的灵活性和弹性，使其成为能真正、准确反映中国文学景观的导游图，这在目前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目标。边缘文体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一个有建设性的组成部分。
就文体研究而言，粗暴地将其斥之为形式主义、拔高到意识形态高度进行批判的做法如今已不复存在。随着学术文化环境的宽松及学术研究的深化，文体被作为一种文学核心要素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正如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这不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形态研究的薄弱情况，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文体学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屡有出版，理论观照与实证研究皆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学史撰写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尴尬和危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分属不同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长的艺术奇葩，具体形态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文学研究者对此作过诸多揭示，此不赘言。这种中西文学差异在文体这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文体从来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并不只是一些文学规则的简单排比组合，在其背后，往往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和蕴涵。因此，对文体的研究也并不是一种纯技术工作，而是有着多重意义。除了各种具体要素的形成、组合、演变之外，文体也是透视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一个窗口，毕竟它的产生、演进是诸多社会文化要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这些边缘性文体，因其兼具文学和实用性而有着更多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写作、阅读、使用、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段独特的中国文化史。作者在写作时，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绪论中，他明确指出，自己不仅要“对于中国古代一些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出历史的描述和思考”，“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文体所具有的深广的语言学、美学与文化学内涵及其所指向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探索，是作者最感兴趣的，也是其研究的重点。这种打通内容、形式界限的研究方式也符合当前学界对文体的认知。从来就没有零内容的形式，也没有零形式的内容。事实上，就中国古代诸多文体而言，向来就没有文学与实用的明显界限，就像文人士大夫可以兼具文人、官员双重身份一样，其单一的文学特征不过是现代人的追认和提纯。从边缘文体的创作实例可见，中国古代文人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