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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艾米莉·狄金森。说起为什么写作，苏瓷瓷一定十分赞同艾米莉的说法：“我感到有一阵恐惧袭上心头，我又无法向人诉说，于是我就歌唱，好比一个男孩路过坟场时所做的那样，因为我害怕。”
写作十年之后，我总算明白了一件事情：所有得意洋洋的写作者都是可疑、乃至是可耻的，一个真实的写作者，应当是那个在狂喜与忧虑之间左右为难的人，他有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比目标更不幸的是，他还有层出不穷的注定无法翻越的障碍，要想在这世间安身立命，他所能够依仗的，更多的时候只有怀疑、虚弱和苦闷而已。因此，在我看来，苏瓷瓷恰恰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写作者，对于自己的写作，她有别人难以想象的怀疑。很多次，她赶在发表之前将电脑里的作品销毁，和许多优秀的作家一样，从一开始写作，她就沦为了“意义”二字的奴隶。
她是真的不知道：在《第九夜》的精神病院里，医生和病人，谁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九个夜晚，深重的绝望和残存的贪恋交替出现，为什么寻死的路就像求生的路那么难？还有《你到底想怎样》里的一对可怜人，那将强暴施加于人的一方，怎么也不会想到，庸常琐屑的生活早已给对方带去了比强暴更加严重的侮辱，当一根时刻准备着的神经开始被激活，他将面临多么大的难题，这难题大到足以使他再次满怀虚弱施予强暴，只为等来迫不及待的惩罚与摆脱；我们当然也忘不了《蝴蝶的圆舞曲》，两个彼此怨恨的女人结成了某种奇特的亲密关系，她们用诉说来抵抗内心的不安，又用猜疑来确认生活的底气，而那个男人，她们共同的爱人和敌人，却义无反顾地了结了自己的性命——依我看，这绝不仅仅是三个人之间的致命疏离，苏瓷瓷其实是将一个时代的孤独和荒凉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好了，我想说的是，从小说处女作《第九夜》开始，苏瓷瓷的写作就一直在提醒着我们，我们置身的是怎样一个荒谬的情境，这是一个不提供答案的写作者，她只是在执拗地追问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爱是必要的吗？活着是否等同于受侮辱？既然深受折磨，这样的人生还值得过下去吗？但是，就是这些问题，它们才是要命的，才是直入人心的，它们已经被无数人追问了无数遍。命中注定，它们还要一再被人提起，只有优秀的写作者才能配得上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与瘟疫般发作的虚假唯美主义无关，与畅销书排行榜无关。而苏瓷瓷正是这样的优秀提问者，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苏瓷瓷出现，写作才重新开始变得激动人心，因为往往只有这样的写作者，才能加深一个时代的写作难度。
更何况，苏瓷瓷比一般人还要做得好一些：前面说过，她没读过几本书，她写作的武器无非是本能和直觉，这可能是一个缺点，但也正因为如此，她规避了自己成为那种苍白的为真理写作的作家。顺便说一句，在所有的作家中，我最厌恶的，就是宣称为真理写作的作家，这些人，总是躲在一个永远正确永远安全的概念之内，大声宣告着他们的不安全。我问过她，她说她的写作是为了完美，并且告诉我，在她看来，有许多东西都比“讲道理”更加重要更加迫切。我大致理解她所说的完美，不是更多的情调，不是更多的形容词，其实是某种准确，在她不多的小说里，她总能准确地寻找出隐藏在荒诞里的真实，抑或真实里的荒诞，一个人，一种关系，经由她的展示，总是纤毫毕现，毛骨悚然。
到处都是问题，没有一个答案。
必须得承认，有些作家对答案毫无兴趣，正如苏瓷瓷对阅读的无兴趣，这只是气质使然：你总不可能将自己的过去推倒重来一遍。有的人写一本书需要读十本书，而有的人写十本书也不需要读一本书。有一段时间，只要和苏瓷瓷碰面，我总是劝她多读些大师的小说，譬如辛格、塞林格和芥川龙之介，她每次都答应下来，但是再过一段时间见面，我发现，她仍然没有读。在对她感到好奇的同时，我多少也有一丝疑虑，我怀疑：如果没有和写作同时进行的阅读作为底气和背景，苏瓷瓷到底能够走多远？——尽管她自己有明确的写作目标，她对我说起过：“要是能养活自己的话，就写到哪里算哪里。”
突有一天，我明白过来，像苏瓷瓷这样的作家可能是无需阅读的。他们就像裸露在荒野上的植物，风吹便是草动，每天都在生成新的伤口，而他们的写作只需要阅读这些伤口便已足够。这些人的直觉和本能，往往就是强大的、任何别人都无法替代的自我性。既然阅读大师的作品可以成全写作，那么，以苏瓷瓷为例：阅读一把遗落在医院走廊上的手术刀、一对互为亲人与敌人的母女和三两个我们心头的热爱与恶念同样也行，她要把这些所遇所见当作大师的小说来读，又有何不可呢？有一桩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常年累月的伪生活中，阅读成了许多人提升写作的唯一办法，实际上，那是我们都被过度的阅读给阉割了。
终于要说起一个话题：生活，以及伪生活。说起我们生活的时代，它远比我们的写作更加真实，也远比我们的写作更加虚伪，稍加留心，你就可以听到时代的体内一直在响动着噼啪生长的声音，它是宴会上的欢声笑语，是郁郁寡欢中的低叹，是无数苟且之后的哭泣。但是，那么多的作家，他们听不到这种声音，他们早已变成“成功人士”，时代在他们的写作中是无效的，他们能操纵的，只有在丰富的现实面前自取其辱的想象力。我并不想夸大现实，但是这样一个事实是被我坚定认同的：唯有仔细谛听心灵在时代之中的沉浮遭际，我们才可能获得可靠的感情源泉，而真实的感情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必须。对，我说的是真实的感情，它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之上，有一些作家，他每天也匆匆忙忙，见很多的人，说很多的话，写很多的字，但是，他过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是文学生活，是伪生活。
所幸苏瓷瓷不是，或者说，她尚未来得及过上伪生活。在她的作品里，我总能看见一个湿漉漉的仓皇奔逃的影子，这个影子是《李丽妮，快跑》里的李丽妮，是频繁出现在诗歌里的名叫“蝴蝶”的女孩子，她气喘吁吁，惊魂未定，既看不见阳光，又躲不开阴影。但是，她全身上下的湿漉漉正在确切地说明：要么是一条河，要么是一盆水，它们正在追赶她，她未能逃逸开去，更不知道逃往哪里。我们认得她，她就来自我们中间，恰如苏瓷瓷本人——她是惊恐的，是犹豫的，那么多的难题困扰着她。在精神病院工作的五年里，没准她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个阵营，属于医生，还是属于病人？犹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说：“我只祈求普通的施舍，在我犹豫的手里，一位陌生人硬放进一个王国，而我，只有手足无措地站立。”
在那首名叫《给我的小女儿》的诗中，苏瓷瓷表达了将来想有一个女儿的愿望，在想象了她的模样之后，苏瓷瓷对未来的女儿说：“我不祈求你漂亮，我不祈求你聪明，我也决不祈求你幸福，我只祈求你，有天鹅绒般华丽温暖的伤口。”再次读过这些句子，我似乎明白了我之赞美到底所为何事，我赞美的，是粗砺的软弱、坚硬的伤感、残存的爱意和天鹅绒般华丽温暖的伤口，是那个未出世的小女儿，而他们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时代的写作正果；但愿苏瓷瓷像那个未出世的女儿，在混沌与虚空中狂奔，做恐惧与颤栗的姐妹，正所谓：珠胎暗结，永不出生。
文坛启明星永远灿烂辉煌
■ 谢力行
巴金逝世了！在当代文学浩瀚的星河中，那是启明星的陨落。一曲悲歌从心头响起：我在悲痛中回忆起23年前的一段往事。
1982年5月，经作家徐迟悉心联系，采访巴金的行程落实。我在厦门鼓浪屿得到这一消息便立即转道上海，一路上我认真阅读着巴金送给徐迟的《随想录》。离开武汉时徐迟告诉我：“采访巴金前你应多了解巴金。一个好的摄影记者不要头次见面就急着拍照，应在熟悉对象后才知道该拍什么，采访巴金更应该慎重。”
5月7日我赶到上海已经是傍晚，我在靠巴金住处最近的华山饭店住下。
5月8日一大早我来到武康路。武康路是一条幽静的小街，行人不多，街道整洁，在繁华喧嚣的大上海有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实在难得。113号是一座高墙大院，对开大门紧闭着，我走上前，见门铃按钮比通常低许多（后来巴老说，是为了外孙女使用方便，又风趣地说：我的个子也不高嘛）。我按门铃等了一会儿，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一位老妈妈的脸，我即上前，说明我是从武汉来的记者，与巴老有约。老妈妈上下将我打量了一番说：“巴老不在家，上午去医院了。”话音一落，小窗门就关上了。我有点着急，想打电话联系，当年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方便，手机还没有问世，我只好满街找公用电话。武康路是一个僻静的街道，前后找了半小时也未找着。我只好在巴老住宅大院斜对面的一家小杂货店前坐等。又过了一阵子，突然见一辆银灰色轿车驶过来，停靠在113号前，只见一个个儿不高的老人下车，正弯腰与司机道谢，有一位女士前去搀扶，那是巴金女儿小林。我立即上前称：“巴老，我是徐迟同志介绍来采访您的。”巴老回答：“啊，你是小谢同志吧？来，进屋说嘛！”我随后迈进大院，大院中央有一幢小楼，是西洋结构，有些陈旧了，院内满是绿树与花草。巴老将我引进二楼客厅，我问候巴老身体，得知巴老去医院作了一般性体检，便说明我的采访意图。巴老说：“我现在很少接待记者，徐迟是老朋友了，多次写信来电，还告诉我《湖北画报》是省文联办的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