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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文革”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域长期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苏省委对待此事十分慎重。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内刊《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乔木同志批转的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如下的按语：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译林》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代外国的文艺动向和社会状况。我们希望《译林》以及其他文艺刊物，都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帮助群众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在接到上述文件后，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党组书记、高斯局长态度十分鲜明地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局党组在高斯同志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强调对《译林》要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随即党组责成我们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说，克里斯蒂一生写了110部作品，有侦探小说，也有戏剧等其他作品，已有15部小说拍成电影，17部剧作搬上了舞台，1971年受封为英国女勋爵，1979年以她的生平事迹拍成的传记片《阿加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最佳电影之一。国内许多报纸，也都对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了赞扬的影评。同名小说在《译林》发表后，戈宝权、杨岂深等老翻译家都认为克里斯蒂的作品，不同于早期侦探小说那种单纯叙述破案的经过，而是结合案件的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写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绍一些像这样比较好的侦探小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总之，我们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认识作用，《译林》登它没有错；惟一的缺点就是，在当时纸张较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了点。
至于冯至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我们说《钱商》的作者阿瑟·黑利，是加拿大籍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而出名的美国作家，他的小说，都是以医院、机场、汽车工厂、银行为背景，反映美国社会在越来越现代化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该书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并组织翻译的，小说叙述美国一家大银行，受了跨国公司的欺骗差一点倒闭。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垄断资本的渗透和竞争，以及美国金融界的现状，都是有帮助的。此书翻译出版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都来信要求代买，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认识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更形象的材料。
《医生》是南京大学陈嘉教授推荐并由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的。这本书描写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孙因病成了白痴，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要把“误医”的罪名强加给医生。后来由于一位年轻女律师仗义执法，在一场复杂的官司中，把对方强加的不实之词一一驳倒，最后证明造成婴儿白痴，正是百万富翁自己。许多读者反映，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而且可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珍妮的肖像》是美国当代一部抒情幻想小说。这本书是翻译界老前辈、上海的周煦良教授推荐并由他自己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穷画家偶然遇见一个杂技演员的小女儿，画家替她画像，少女成人后去法国读书，最后在回美国途中被台风卷入海中，画家下海去救她没有救成。这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终以悲剧结束。全书写法新颖，文字优美，丝毫没有庸俗的色情描写，读起来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老翻译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读了此书以后说，好多年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江苏出版这样的书，让读者多见识见识，这是好事情。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还把这本书作为给学生上翻译课的辅助教材。
在报告中我们还强调所谓“高雅文学”同“通俗文学”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许多保留下来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出现的，我国的《诗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西方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尽管是名作家写的，但是内容隐晦，写法古怪，一时不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绍一些外国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处的。
冯至的信中提到要继承“左联”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赞同。我们的理解是，主要的应该继承“左联”时期那种使文艺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五十年以来的时代变化。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对介绍外国文学的要求和内容，显然要比三十年代更全面更丰富，何况外国文学本身五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待“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以此就说我们“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不实之词，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我们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此时《译林》的编辑工作虽未受到很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已经平息了。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荣幸地被指名邀请参加。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派陈立人副局长和我两人代表《译林》去出席。报到后领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那封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要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陈立人和我都预感到《译林》“备受关注”的压力。因为经过认真的自查，我们确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了这个底，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当时《译林》才创刊，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我都不认识，可是在发言中，他们大多都不同意冯至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如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在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会议，也看了江苏出版社在会上送请代表提意见的三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也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的呢？他还说，《读书》杂志（注：冯当时任《读书》副主编）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还有同志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民主、活跃，我也就坦率地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内容是：（1）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2）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讨论、争鸣，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3）“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