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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西方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道路代表的多数民族国家建设模式，与大陆的苏联民主体制与计划经济道路代表的东方民族国家建设模式的斗争。因此，冷战大部分时间内的两岸互动都不可能是良性互动，也不可能互动出一个民族国家认同的共识来，这种共识是最高共识，的确难以达到。
但是，至九十年代，“一个中国”的观念却是两岸互动的最低共识。不管是炮打金门，还是反攻大陆，不管是南海冲突，还是联合国斗争，国共两党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华政治民族主义仍然是海峡两岸执政党没有放弃的大旗。
三、国家认同的重建之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2000年以来，两岸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着“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化发生在中国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受到世界历史、国际格局、国内发展、两岸关系诸项领域转折性变化的影响。
苏东事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沉重的打击，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好在中国走的是一条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的改革开放战略使中国受益不少，实现了国家认同建设转向的软着陆，因此，没有发生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初那样的“民族国家重塑”；但是，也面临着如何重建国家认同的重任。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国家认同重建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不能完全视为与两岸互动无关。六十、七十年代台湾经济上的腾飞不能不对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大陆产生刺激，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家形成压力，其实正是在包括这种压力在内的种种压力下，毛周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同意让小平同志复出，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复出可能对于普世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否定性后果。战后台湾、的土改，七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腾飞，八十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与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实际上意味着两岸在国家认同建设方面的某种趋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趋同，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的三大任务中，明确把“实现祖国统一”列入。
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形态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已是全球的共识。国家认同的建设过程也是国际政治文化观念社会化的过程。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变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过去数十年里未敢预测的进步。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人世”、政治文明以及修宪，把人权原则、市场经济原则、个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纳入了中国国家认同体系之中，这是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重大成果。这种成果是中国政府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探索来的，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政治实践探索包括同西方国家的合作过程中的学习，从国外敌对势力斗争中的总结，与两岸互动中的锻炼。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当然包括台湾人的集体智慧在内。中国大陆在两岸互动中没有败下阵来，在痛定思痛之后，实现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朝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方向前进。但是，在两岸和平统一进入开花结果的关键性时节，在中国国家认同出现历史性机遇的前夜，台湾的独立运动却使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出现了重大挫折，这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失败。
这种挫折的标志，就是1992共识被李登辉、陈水扁两届当局的台独政策所破坏。李陈两代，抛弃了国民党的统一政策，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也改变了五十年代两岸互动的最低共识。这种背弃，从形式上走的是另一条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但不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之路。李登辉鼓吹“新中原”、“新台湾人主义”，目的是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把台湾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新民族，而根据威尔逊时代的国际原则，任何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因此，鼓吹台湾也可以建立民族国家。台湾的民族认同建设不再是国，民党的“台湾属于中国，台湾认同即为中华民国认同，台湾认同为中国国家认同贡献”的思路，而是“台湾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思路。这种思路在七十年代的台湾民间就有，但上升为主流政治当局的层面，则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国民党2000年大选酌失败，从侧面反映了在两岸八十、九十年代的和平竞争中，台湾谋求中国正统地位的失败，这也是大陆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的结果。台湾的极端势力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采取了“狗急跳墙”的冒险行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岛内民众对于两岸苴动中国家认同建设不对称性的绝望，这种绝望如果说在六十、七十年代体现为自豪，八十年代还有些自信的成分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则出现了激进的非理性动向。可悲的是，这种非理性被台独力量所利用。两岸国共两党的斗争转化为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后者上升为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国家认同建设的本质内涵之争，而非昔日国共两党的认同建设模式之争，咸为两岸互动的基本背景。
四、结构性矛盾、互动空间与新韵推动力
从社会学来看，结构与行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吉登斯说的好，—结构由实践创造，而这种创造本身也是结构的一部分，行动体与结构具有同构的关系。两岸关系的僵局的消融，系于两岸政治家的创新性实践与互动。
不可否认，两岸关系目前形成了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首先体现为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即台独与反台独的矛盾。李陈两代的台独政略，一去不返。目前的陈氏当局所关注的任务是，面对分裂的岛内社会如何重整旗鼓，争得民心，为下一步的公投制宪准备社会基础。而中央政府正处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国家认同重建的关键阶段，正在以更加务实和严正的态度应接来自台湾的挑战；台湾问题涉及“国本”，若不能阻止台湾问题的恶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中国崛起的步伐可能大为迟缓。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还体现在台湾问题成了国际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杠杆，大陆在两岸军力对比上的优势无法完全转化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优势，某些大国或明或暗地支持李陈二代的台湾独立活动，在可以预见的一段将来，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受到大国政治结构的界定。
面对结构，并非没有互动的潜在空间。但这种空间主要不是大国合作。指望国际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虽然从操作上讲也许可以控制某种恶性发展。在一个全球危机共伺管理的时代，中美共同管理台湾危机，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与世界潮流的厂但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东亚地区以至于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在于任何一个地区性强国不去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至于台独当局是否把两岸关系搞糟，则是视情而加以利用的事情。这种空间也主要不在于中央政府与陈氏当局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之路并未完全堵死。但是，虽然足够的时间可以供陈氏当局思考海峡两岸的前途了，大陆得到的却大多是失望。
台独活动形成的结构，需要新的互动来打破和塑造。内因从来是变化的根据。台湾问题的改善与最终解决依靠大陆与台湾的先进政治力量。
大陆于年前实施“春节包机”，颁布“反分裂国家法”以及近期邀请国民党、亲民党两党主席到大陆访问，就属于智慧政治家群体强化国家认同推动良性互动的优秀举措。台湾的政治格局尚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大陆的积极进取政策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条件；两岸的结构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台湾在野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上述变化的推动力，在于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借用宋楚瑜在西安祭祖时的话说，抓住根本，一通百通。中国的根与中国的本，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重建，成了推动两岸互动的主体性力量。
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活动，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对于台独势力的巨大威慑，对于国外干预力量的严正提醒，也是中央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全民动员，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主权意志，强化了中国的国家认同。
上文已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的，有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的补养”尤为重要。近年来，中日民间的持续对抗，以及中国学生近期的反日游行，从国家认同建设的角度讲，均为补养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方面。但是，无论是中美的冲突，还是中日的僵局，在国家认同强化方面的作用，均不及国内的民族国家建设。台海互动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对于大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国亲两党主席的来访，实质代表了台湾部分政治力量对中央政府发动的国家认同建设给予了明显的支持与配合。大陆与台湾两相呼应，“一个中国”的观念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国家认同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国家认同的重建任重而道远。就台湾而言，只有“新台湾人主义”和“台湾认同”退出主流政治舞台，台湾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对于大陆而言，继承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不断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实现对外主权，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民族的向心力和国家忠诚，在推进政治文明与政治革新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均衡发展。大陆的行动影响台湾，台湾的行动影响大陆。在正确的方向下，两岸互动有着广泛的空间，即“和平发展下的治权竞争”，“一个中国下的高度人世”，“多种形式下的中华共同体”。在“一个中国”观念下，大陆支持台湾以可以接受的条件进入国际社会，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竞争，为中华崛起而努力。
在变动的时空视野下把握两岸关系
■ 程亚文
台湾岛内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