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酆投嘟嵌鹊难芯克隆Ｓ幸馑嫉氖牵饺硕几芯醯侥岵伞⒑诟穸乃枷胗肽纱庵饕逵泄亍Ｏ囊晾杖衔Ｌ乩帐芰撕诟穸笆澜缇褚庵尽彼枷氲挠跋欤ㄏ囊晾眨骸兜谌酃男送觥肥澜缰冻霭嫔�1979年，第161～162页），而梅尼克指出源于黑格尔的强权国家思想在希特勒身上体现了它最恶劣和最致命的东西。（《浩劫》，第21页）仅从他们承认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和纳粹主义有渊源关系这一点来看，就说明把德国产生纳粹主义归结于国民性或偶然性是有问题的。面对德意志这样一个有崇尚理性的民族和纳粹主义与古典理性主义有关系这两个问题，用国民性或者偶然性来解释这场浩劫的原因显然都失之偏颇。
如今导致德国和人类文明的那场浩劫已渐行渐远，学术界对纳粹历史的兴趣却并没有为之稍减，纳粹兴起的原因、它的反犹和扩张政策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只是解读纳粹现象的视野更广、更为理性和客观。最近我读到英国学者迪克·吉尔里（Dick Geary）在2000年出版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Hitler and Nazism）就感觉不错。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授，研究德国现代历史的专家。该书是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专门写给普通人看的，篇幅并不大，却包含了学术界对纳粹历史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重点仍然是要为读者解说纳粹主义为什么会在德国起源。他只讲了希特勒的作用、他掌权的因素、第三帝国的本质和纳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这四个问题。它们集中起来就是要告诉一般读者，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如果只是认为德国纳粹的历史和希特勒的崛起是“德国人的某种独特性，那是十分危险的。”（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2页。以下简称：《主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类似纳粹主义的现象仍然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重演，在科索沃、车臣和今天的中东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在不断地支持吉尔里的结论。
在任何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历史著述或是强调个人作用或者是强调集体作用。这两者看起来是所谓英雄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野，实际上它们还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忽视了社会组织机构的作用；二是为个人的“逃责”（impunity）［“逃责”是指那些参加种族、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执行者以及参加侵略战争的官兵在社会无法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在事实上或法律上逃脱了被追究侵犯人权的刑事、民事责任；没有这种调查，对他们起诉、审判、定罪、判刑以及对受害者进行赔偿都不可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拉美国家在当地专制政权瓦解之后，苦主们没有办法伸张正义，于是国际人权运动率先从拉美发起“反逃责（End of Impunity）”运动。此后这十新的人权运动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的“预防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分委员会（Sub…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认可。在1996年和1997年时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该委员会还提出了专题报告以确立“反逃责”的基本准则。］提供了理论避难所，即在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中，无论是认为由英雄还是由集体来承担历史责任，事实上都推卸了每一个参与事件者的个人罪责。像波兰卡廷森林的屠杀、纳粹集中营的屠杀、科索沃的种族屠杀和古拉格群岛等这类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很难说它们完全就是领袖意志的结果，而参加屠杀和虐待行动的个人就没有罪责。尽管在这类集体侵犯人权的事件中个人的罪责没有领袖大，但也是无法用“国民性”、“民族劣根性”来逃避道义谴责和刑事惩罚的，这是因为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已超出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吉尔里在谈到纳粹在战争后期臭名昭彰的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办法”时指出，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纳粹政权什么时候决定消灭所有的犹太人虽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希特勒一开始并没有这个意图。它是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长期反犹太政策的激化并和东线战事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不同机构的相互推动。（《主义》，第132页）吉里尔在这里批评了那些认为“德国人”赞同大屠杀的观点，指出当时东欧的反犹情绪远比德国激烈，非德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也都参加了屠杀犹太人的活动。纳粹也屠杀其他的非犹太人，约300万俄罗斯战俘就被杀害。作者认为，纳粹机构在促使德国走向浩劫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纳粹政权的独裁本性上看，它缺乏清晰的权力划分，希特勒本人处理事物的随意行为，这就造成了“每一个组织争着在希特勒面前表现自己，力图在实现对元首的承诺和执行他的意志方面比其他组织做的更好（即使他们没有从上面得到任何指示），这就出现了一个被汉斯·莫姆森（H．Mommsen）称为‘累积激进化’的过程。”（《主义》，第77页）纳粹德国出现全国性的歇斯底里的反犹、反共就是这种“累积激进化”的反映。一
用“累积激进化”概括纳粹德国走向疯狂的过程我认为是准确的。这里面既涉及到了领袖、组织、个人三者之间的互动，又反映出了累积起来的每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历史进程转换的机会。如果希特勒没有反犹、反共和侵略扩张的思想，二次大战就不会发生；没有各种机构在希特勒那里相互争宠和组织准备，这些行动也不会付诸实现；没有个人对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或者因畏惧放弃抗争，“累积激进化”的过程也就无法继续走下去。吉里尔指出，根据学者们对《我的奋斗》的研究，该书不是希特勒精神错乱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德国造成的浩劫不能完全由领袖的精神问题来逃责），同时它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动的框架或指南 （即发动战争有必然性）。（《主义》，第16页）希特勒是一个很善于利用机会的人，在吞并奥地利、捷克成功之后，膨胀了胃口，德国人也从这些不断升级的事件中受到鼓舞，侵略波兰和二战正式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些事件背后有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军事、经济方面的压力，伺时也有希特勒本人的长远扩张计划。 （《主义》，第138页）现在的这种认识当然就修正了泰勒“二战始于偶然”的观点。
一战后，按照《凡尔塞和约》德国被解除了军备，民族屈辱、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就成为了酝酿纳粹主义的温床。当时德国魏玛政府中的两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在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分歧，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党要求政府增加对失业工人的救济，代表工商集团的人民党则希望政府减少税收和社会福利，以便维持经济的运行。在战后700万退伍、复员军人和军工企业停产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下，联合政府的意见没有办法一致，这自然只有垮台一途。那么希特勒的纳粹党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些矛盾呢？纳粹党的前身是1919年成立的德国工人党。1920年，希特勒更名为“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tei），简称“国社党”，缩写就是“Nazi” （纳粹）。该党的宗旨是要修改《凡尔塞和约》、收回失去的领土，把相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联合起来，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从其政治诉求上可以看出德国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都在纳粹党的解决之列。这简直就是使德国摆脱困境的良方！如果我们真这样认为纳粹党的纲领适应了当时的需要那就错了。当时德国的右翼政党几乎都有类似的主张，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一点也不比纳粹差；而左翼的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为解决同样问题努力。研究显示，从1928年的国会选举来看，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这还主要是来自农村地区的选票。大多数工人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此后支持纳粹党的人数迅速增加，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其议席由原来的12席增至 108席，在希特勒1932年7月的胜选，又增至230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就是这样，纳粹党的得票率也只有37．4％，而且也多是来自农村地区和城市白领的投票。而在同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在国会中的席位又减为190席，共产党增加到100席，社会民主党得票仍有121席，加起来还超过了纳粹党。共产党特别是赢得了大城市失业者的选票，有的地方高达60％到70％。这也就是说，纳粹党的社会基础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以小农、容克贵族、城市知识白领为主的德国的中间等级。（《主义》，第36～48页）那么在纳粹势力在国内不占多数的情况下，却能引导整个德国民族一步步地走向哉争，这显然有一个“累积激进化”的过程。这里面令人感兴趣的就是：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累积激进”？是什么组织起了主要的引导作用，是财团还是政府机构，是德国军方还是纳粹的党团组织？吉里尔的这本小书虽然投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作者的观点还是清楚的，即：在纳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当中，青年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是“累积激进化”的前提，而戈培尔之宣传部的作用比其他机构都大。
青年在纳粹运动中的主要作用一直为史学界所公认，梅尼克大概是最早指出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受到激进的、僵硬的民族主义引导的青年运动夺取政权的历史学家。他认为青年热衷纳粹运动与《凡尔塞和约》签署之后废除了军事服役期，青年失去了荣耀的机会而被社会忽视这一历史背景有关。纳粹党在德因影响青年的传统管道缺少之后趁机创办了大量的青年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