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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何光沪
2001…10…31 8：38：22
凤凰卫视之世纪大讲堂：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何光沪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大家！
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就，大概要算是确立了人本。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脱离了宗教教堂，但却依然尝试着和摸索着新的宗教形式，如果说人性当中富有某些神性的话，那便是爱和创造。人类应该恢复到人性当中的某种神性。
这段话并不是主持人阿忆的优美的语言，而是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何光沪先生的笔下。好，今天我把何先生请到我们现场，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讲演报告，这个讲演报告的名字叫“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好，有请何教授。
您好，请坐。咱们先闲聊几句，让大家了解您。
我知道您是1950年生人，1950年出生的人，他的成长的时期是一个大街小巷都飘满红旗的时代，那您怎么能在您后来的哲学研究当中，更多的关注宗教问题呢？
何光沪：我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向人凸现出精神层面对人的生活，还有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影响。而宗教可能是精神生活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层面、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呢，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关切社会、关注自己和他人人生的人，我想会逐渐地重视这个问题，也会逐渐地关注在宗教里面是不是对这些问题有什么回答，或者如果不相信的话，有什么启发。这可能是我后来研究这方面的一个很深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表层的原因。
主持人：您的祖上没有信教的人吗？
何光沪：没有。我们要纠正一个很重要的误会，研究宗教就一定是宗教徒，其实我们研究宗教，作为宗教学或者宗教科学，那是用一种客观的、理性的态度、方法来进行研究，至少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客观的和理性的。但是最后的结论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研究宗教不等于就是信仰宗教。
主持人：好，那么在这段岁月，您是在读本科生，还是在读研究生？还是已经早就结束了？
何光沪：您是在说改革开放的早期？改革开放以后我才进大学，那时候已经快28岁了。
主持人：1977年是吗？
何光沪：1977年。
何光沪：所谓77级。就是文革以后，中国的教育中断12年之后，第一次开大学的门，用公开的、比较公正的、公平的方式来竞争进入大学，第一届77级。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学的专业是什么？
何光沪：那时候，我最早是念外语，念了一年，然后就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来学习宗教专业，首先是学基督教专业。
主持人：原来是学外语？
何光沪：对，然后就进了社会科学院，那时候因为文革，教育中断12年。所以，虽然是大学一年级刚过的学生，也允许报考研究生。
主持人：您只上了一年本科？
何光沪：对。
主持人：那个时候的教育体制真令人心潮澎湃。那就是1978年的时候，或者1979年的时候？
何光沪：1979年的我就上了科学院。
主持人：因为我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通过看刘小枫先生的文章的时候知道了您的名字，于是从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您的文章写得那么好，非常关心您，就想知道您长的什么样子。后来90年代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想知道何先生长的什么样子吗？何先生长的样子，你想教父长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所以他是基督徒。大家看，有一些像。也有人跟我的说法是共同的是吧？
何光沪：也许有，我碰到过。
主持人：好，我们不在上帝面前开玩笑了，现在马上就进入正题，由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的名字叫“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
好，有请。
何光沪：刚才是瞎聊，这个事情可说的话很多，我刚才说学一辈子、学十辈子、学一百辈子都不够，也许我们聊上一辈子、十辈子、一百辈子也不够。
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前几天在美国发生了这场大屠杀以后，有一位反恐怖的专家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问这样的事情以后能不能避免，我们的安全有没有保障？他的回答是，我们只能有，只可能有更好的安全保障，但是不可能有绝对的安全保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里面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就像大炮没法对付吸血的蚊子，再强大的国家的保安措施，它也不可能，也没有办法来对付少数人扭曲的心灵，在阴暗里面滋生的阴暗的恶念，这类的恐怖主义灾难它的原因恰恰就是少数的恐怖分子出于非常偏执的仇恨和狂热的信念而制造的，这种恶魔样的行动它是出自于恶魔一样的思想。任何军队的设置，任何武器的装备，任何警察和保安部队，我想都无法防止一种思想的产生，所以这个要害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精神和思想的问题，思想的形成往往是宣传和教育的结果，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反面的教育，比如说宣扬的是恨而不是爱这样一种教育；片面的宣传，比如说只讲事情的一面，不讲事情的另外一面，只讲一方面的事实，不讲多面的事实，这样的宣传；或者说恶劣的社会环境，比如说缺少公正、缺少法制、缺少道德、缺少规则，这样的社会环境，往往容易产生扭曲的心理，和这种阴暗的思想，狂热的信念，这我觉得是人性的堕落，人性的堕落最后会导致对生命的摧残，人性的悲剧最后导致人类的悲剧。我想，恐怖分子，他们可以说肯定有一种很阴暗的心理，和很偏执的仇恨，很狂热的仇恨，一种非理性的仇恨。因为比如说，他可能觉得，他只看到一个国家对…比如说对阿拉伯民族吧，现在只能假设，因为没有破案，没有完全破案，我们假设，对阿拉伯民族的损害，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也对阿拉伯民族，比如说曾经对埃及的支持，对巴基斯坦的支持，都是穆斯林的国家，甚至派兵去援助科威特的穆斯林，援助波黑的穆斯林，援助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穆斯林，他可能这样做我觉得是一种盲目，看不到另外的事实。
还有偏执和狂热，就是没有理性，他把一个国家等同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人民的大肆屠杀，这是狂热。但是我想，我们从一个假设出发，我自己反正很难相信，这些恐怖分子，他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一种的爱心，我很难设想一点都没有。比如说，可能张三，其中的张三很喜欢他的工作，李四可能很喜欢他的情人，王二麻子可能很喜欢、很爱他的民族或者国家。很爱他的工作的这个人可能觉得，因为以色列经常为了对付恐怖主义，有时候可能关闭边界，不让阿拉伯人去那里工作，不让巴勒斯坦人去工作，他就失掉工作了，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同他爱人也隔绝了，过一段时间再去，他的爱人已经嫁给别人了，也许他觉得他的民族和他的国家处于某种不利的境地，他由于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要去做这种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爱，假如说他有某一种爱，那么这种爱，同这种丧尽天良的，在纽约发生的这件丧尽天良的、丧心病狂的那种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这种滔天大罪，能够有什么关系呢？能够产生什么联系呢？这也很值得思考。以爱的名义，假如是这样，我们说假设是这样，可以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已经很足够了，那么我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对爱的思考不是很足够，不是很清楚。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常用的词“爱”，这个词，对于这样一种非常常见的感情，对于这样一种非常常见的概念，我想我们并没有很深刻的、很深入的、很全面的认识，我想，所以这个话题是很有意义的。
何光沪：我现在回到我们中国的环境来讲这个话题，我们汉语里面，现代汉语里面，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日常用语里面，有很多名词是被混淆的，是有误解的，然后呢？由此而产生了很多的误用、滥用，这种误用、滥用对人们的日常的生活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爱这个词，爱这个概念，显然是里面被误用、被滥用得最严重的词之一，大家想想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讲，有一句非常文雅的引语“仁者爱山、智者爱水”，里面有“爱”字，也有一句非常通俗的俗语“南瓜白菜，各有所爱”，里面有“爱”字，还有一个高尚的口号“爱祖国、爱人民”里面有“爱”，还有一句非常下流的自白“见一个、爱一个”，里面也有“爱”，那么这么多“爱”字，它们的语意是不是南辕北辙、毫不相干？是不是有很多的混乱呢？这样混乱的、繁多的歧义在平常使用的时候又可以不加区别，那必然造成很大的混乱。那么由于这个词在平时的生活里边，在历史的传统里面，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都有一种非常正面的意思，提到爱，大家引起的是一种正面的、温暖的、幸福的、完满的感觉，一句话它是个正面的词，非常好的词。所以呢，这种混乱就导致了很多的秽言丑行，甚至巨奸大恶都盗用爱的名义，借用爱的名义，挪用爱的名义来进行，所以我们以至于可以问爱有多少的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有多少的巨奸大恶是借你的名义来实行的？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但是，具体来说，举例来说，比如说有些人他去杀害他的情人或者杀害他的情敌，他用的理由是说我因为爱得太深，有些人在迫害别的民族的人民，迫害异己，所谓党同伐异，同自己观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