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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都是万事大大方方、胸襟十分开阔。
祖父名叫吴维贞，爱好十分广博。比如他将日本寄来的菊苗精心栽培，每年都可见到那朵大如盘的菊花争芳吐艳。有时连毛笔和墨汁、甚至印泥都自己动手来做。另外，他还喜欢金石艺术，经常操刀篆刻。我至今还保存着祖父亲手制的印泥，在字幅上盖章时常常拿来使用。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出世，不过，生后仅百日左右便背井离乡远去了。因此，有关在福建老家的生活未留下任何记忆。只是记得孩提之时曾看见过老家的照片，根据照片来看，当时我家庭院中有一个大水池，几只小船荡漾池上。因而可以想象老家的庭院十分宽大。
我的外公名叫张元奇，他也是福建省出生，并且是清朝末期的一位重臣。他曾勤学苦读，通过了道道科举难关，终于登科及第。并且还曾屡任各种官职，特别是他竟攀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成为显赫一时、笃志成名的一位大人物。所谓御史，即担负向皇帝进谏上劝重责的重要官员。在光绪皇帝被幽禁之后，他一直侍奉着西太后。我的祖母在以后的年代里常常向我们这些孙辈们述说她对外公张元奇的回忆；并且话中还不时提起一些西太后的故事。
听祖母讲，西太后的确是个绝代美人。在外公张元奇侍奉她的时候，虽说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旧像是刚过三十岁的人。当时，外公等高官在书写有关政事的奏折时，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后，用蝇头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书工笔誊写，即使途中错写一字，也不得不从头开始再写一遍。总之，那是一桩十分麻烦的差事。如此细心写好的奏折，上朝时进宫呈递。据说当时西太后垂帘听政，在御帘后面将奏折过目，并对那一本本的奏折于当场裁决。其裁决是既迅速又准确，对奏折中的内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锐的质问。她的异样聪明，委实令人感到吃惊。
清朝末期，在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激进派和盘踞于西太后身边的保守派的对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职位委实是桩棘手的差事。到后来，外公对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厌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谏，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贬滴无疑。不过，外公或许真的希望莫如一贬了之。于是，冒险向西太后进谏。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贬滴为浙江省的地方官。后来，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台。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外公作为徐世昌的心腹，又异常活跃了一段时期。最后，外公出任统辖东三省的奉天省省长之职后，便隐退而去。我的母亲年轻时跟随着身为地方官吏的外公，为赴任所，从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东三省、福建等地，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记得母亲常常对我讲昔日旅途中的种种回忆。
我的父亲名叫吴毅，是吴维贞的未子。我的母亲名叫舒文，是张元奇的长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乡，两家结交深厚。不知何时，吴家看中了张家的女儿舒文，从而提出：一定要她给吴毅作媳妇，永结秦晋之好。张家儿女成群，唯独对长女舒文比哪个都要宠爱几分，因而当时总是不肯爽快地答应。不过，到后来还是难却吴家的热心挚意，终于应了这门亲事。这样，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在福建幸运地结了婚。那时父亲满十六岁，母亲满二十岁，母亲大三岁。
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1914年旧历的5月19日。日本年号为大正3年。我的诞生地是福建省吴府。吴家的长子名浣（涤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为三子出生于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后，又有一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出生，不过那个弟弟和第三、四个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现在，在我下边，按大小顺序来排，有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个妹妹。除了早殇的三个弟妹外，我门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经过战乱动荡的年代，我们挣扎着熬了过来，虽说大家都已年过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却说福州，位于中国的南端，一个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电尤其猛烈。母亲年幼时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过可怕的雷击。后来，母亲就最厌恶雷电。哪怕有一点雷呜电闪，便心情抑郁，即刻大被蒙头，卧床不起。就这样，连饮食也受了影响，饭菜咽不下口。母亲生我的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更有甚者，据说那时正值闽江泛滥，洪水淹了无数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断地流进房屋里，母亲是在并排一起的几张大八仙桌上铺垫着被褥生下我的。据母亲说，当时我被哄睡的房间里还不时地有游鱼蹦跳进来呢。，正因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与水深深有缘的名字。我亦时常觉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经历的缘故吧。
母亲厌雷，终生未渝，即使是后来到了日本，一有雷呜仍旧心情抑郁，只得卧床不起。也许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的缘故，幼时身体十分虚弱，养成了一副比两个哥哥都少言寡语、乖顺老实的性格。
在我父亲成年时候，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更加变本加厉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陷入了动乱，盐商这一家业也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后，父亲他们几位兄弟会聚一堂，商量的结果是：将家产平分，各奔前程。
不久，我们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财产，于是，全家离开生我的故乡——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懒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干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
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父亲的教导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于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份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千大堆字贴摹本；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