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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战后的红会
围棋与信仰，对我来说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会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长久地维持棋士生命，可以说是依靠着信仰。她使我经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与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之路。特别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红会以来，信仰对我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战后一个时期内我加入了玺宇，在这个组织中每日致力于宗教活动。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仍然对红会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住在仙石原的时候，我与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没有对局的日子里，研究棋谱和宗教学习就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红会后援会解散之后，遗留下一部分有关红会教义的书籍，我重新研读了这些书，也学习了一下日本各种神道的教义，最后得出结论：红会教义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确学说。因而我对她更加深信不移了。
战后的中国大陆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一度被禁止。为此，世界红会根据坛训：“北京总会、天津宗院、济南母院等处的所有权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种权限的道院——“宗母总办事处”。
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复活后，总长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设法与香港红会本部进行了交流。由于大本教第一代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灵附体中，受红会的最高神明“至圣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设立道院红会。因此，大本教从战前开始，就热心于建立世界红干会“日本支部”。谁知从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静冈成立了“三五教”，他们也希望与红王会相互提携。结果，从昭和二十六年开始，双方围绕谁是日本红会的“本家”的问题争执不休，并且就关于设立红会日本支部的领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香港道院认为不能对日本的事态放任不管，故而决定从台湾派遣两位于部，连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对此纷争进行调停。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会，都没能取得良好效果。于是台湾来的两个人将调停使命委托给我后便回去了。这样一来，调停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伤脑筋。
这期间九洲的练早地区发生了水灾，香港道院及时将大约三十五万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于日本尚未成立红会组织，因此我把钱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后来，日本东洋大学校长大岛丰先生准备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红会的坛训是：“如果修行场所——道院尚未具备健全的设立条件，那么红会日本支部将不会有令入满意的开端。“但大岛先生无视这一坛训，在临时借房子的情况下，强行开始活动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忧。
摩托车祸的厄运
昭和三十六年（1961）八月的一天，下午一点钟，位于半岛区目白的椿树山庄附近，为筹建日本红#会支部的事务所，人们正准备召开理事会。那正是我参加第一期名入战的时期。这天，我为了出席会议从小田原赶到东京，在中午时分向目白的红会筹备处奔去。我平时最讨厌迟到，总是提前到会，似乎要迟到了，因此我急忙赶路，在东京火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当时东京街道上的车辆和信号比现在要少得多。车子奔驰在目白宽阔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时叫司机停车，车已开过离椿树山庄很远的弯路上去了，我只好请司机调头开回去。然后在事务所对面的街道上下了车。
下车地点离人行横道很远，我怕迟到，三步并作两步地横穿马路。刚走几步，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轿车就开了过来，我犹豫着，不知过还是不过，后见两辆车都为我减了速，便拔腿跑过去。哪知公共汽车后面又有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他见汽车减速，便加大油门超车，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已被撞飞了，当场失去知觉。醒来已是在医院里了。据目击者说，我被撞飞起来后，又落在摩托车上，身子被车拖了几米远，才滚倒在街道上。
我被送进了丰岛区杂司谷的东大医院分院。车祸发生在下午一时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的床上。因为注射了止痛针，当时并不觉着有多疼。据警察说，车主是一个小印刷所的职工，为了按时把校样送到客户手中才拼命地奔驶。医生曾向警察解释说伤势不重。其实医院的检查很潦草。虽说手腕上几处明显的搓伤没什么大事，但右腿不能动弹却被忽视了。只因医生说伤势不重，所以既没透视，也未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
当时，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有五个多月了。我请人通知她说，伤势不重，不必担心。当晚，多贺谷夫妇赶来看望。这时，我的左腿疼得厉害，已无法站立。脚肿起很高，并且发烧。可是医生却无视病情，根本不给检查。几天后，腿肿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于是就将我转移到一个单间。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向医院提出做透视检查的要求。谁知院方却错误地把右腿写成左腿，检查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错误，重新透视，这次发现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时腰骨也有两处裂伤，关于腰骨裂伤，医生什么也没对我们讲，多亏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边的透视照片，才告诉我真相。就这样，对我的处置一误再误，拖了又拖，害得我绑着紧腰衣、脚上打着石膏、在医院苦苦地熬了两个月。这真是个倒霉透顶的灾年。我至今不理解，著名的东大医院为何对我如此敷衍了事？甚至到最后也不肯给我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很明显，我的大脑因车祸受到了影响，出院后经常头疼。各种后遗症使我非常烦恼，车祸的厄运使我的棋士生命骤然缩短了。
车祸后两个月左右，我出了院。三个月后，我继续参加名人战。住院期间，读卖新闻社曾设法调整名人战对局的日程，尽量避免我因伤不能出场而判为〃不战败〃的情况出现。此刻我虽然出院了，却不能正襟端坐。为了照顾我，允许我坐在椅子上弈棋。由于对手都不习惯坐椅子对局，特别是在名人战这样重大的比赛中，会使他们常常感到提不起精神来。于是让我一人坐椅子，对面则放置一个小台子，上铺榻榻米，再垫上蒲团，对手就坐在上面。
第一期名人战最后一轮中，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九段。当时，藤泽秀行八段以九胜二败的成绩居首位，只剩下对桥本昌二的一局了。其次是我和坂田均为八胜三败。如果藤泽秀行败给桥本昌二，其成绩将与我和坂田之间的胜者同为九胜三败，须再次进行一番决战。
当时，我和坂田都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这最后一局成为双方全力以赴的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藤泽对桥本昌二的对局在另一旅馆举行。傍晚时分，藤泽沮丧地败下阵来了。这时我执白棋，在坂田黑棋的压倒优势中进入收官的苦战。即使如此，我仍未放弃战斗，寸土必争，穷追不舍。胜负终于揭晓，除去贴五目外，双方打成平局！按当时规定，如果平局则判为白胜。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以九胜三败的成绩与藤泽秀行并驾齐驱了。但遗憾的是，名人战规定，执白的〃平局胜〃比真正的胜局略逊一格，我仅此毫厘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这样，第一期名人战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泽秀行的头上。
车祸后遗症
昭和三十六年，第二期名人战揭开战幕。参战者比第一期少了四入，只剩下九人。
自从遭遇车祸后，每天早上我都犯头疼病。第二期名人战开始时，头疼得越发厉害。跑遍了各家医院，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许多医生都怀疑是血压不正常引起的。庆应医院则诊断为视力不好引起，查视力的结果是，左眼几乎失明。医生马上要求我去配置一种附在眼球上的眼镜。但制作的这副镜子与我的眼睛不合适，总戴不好；强制练习的结果却是引起了角膜炎。无奈，只得又改配眼镜。在眼镜店验光后，发现左眼还有一定视力。眼镜配好之后，还是看不清楚，每天早上的头疼病也依然如故，不见好转。夏天一过，除了头疼外，还时常犯精神错乱。发作起来，连自己都不知究竟于了些什么。
昭和三十七年（1962）秋，棋界为本因坊秀哉名人举行了〃逝世二十三周年祭奠〃。有人委托我作一个死活棋的解题。我仿照《玄玄棋经》，作了〃五六围攻〃一题。当时正值我神志不清，突然间，正气回返，我在瞬间的灵感中一气呵成作出这道死活题。这是在白棋纵五横六的围攻中，黑棋的死活之题。在道教易经的领域中，五和六被视为吉利的数字。这个死活题虽然易解，但稍不留神，就会算错气。只因我在精神错乱时作成这样难得的死活题，所以至今是一个使我难以忘怀的作品。
妻子及家人看到我精神错乱日益严重，都非常心疼，终于决定让我住院就诊。
我躺在汽车里被送往东京。注院前一天，在东京晴海多贺谷先生家借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到卫生间小解，把门从里面扣死了。待我要出去时，却怎么也闹不清如何将门打开。于是便大喊：〃放我出去！〃虽然有人隔着门告诉我开门的方法，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只是〃卿、卿〃一个劲地敲门，后来就不省人事了。
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被放在一间昏暗的水泥房子里。我觉得这简直像个太平间。不一会儿，担架开始移动，这次我被放到病房的床上，注射一针以后，再次回到无意识的世界中去，后来听说，那个像太平间似的房子是医院的处置室。在整理病房的期间，我被放在那里等候往院。
住院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