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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志智嘉九郎先生会晤。志智先生与桥本宇太郎交谊深厚，战后曾在日本关西棋院担当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有关红会的事情一一询问。我们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翌日，我们同志智先生一起访问了红会北京总院，拜见了“世界红会最长老——许兰洲先生，并向他请求派遣布道团。于是，立即举以扶乱、拜求坛训。结果得到的神文启示是：“参拜了天津红会之后，有关派遣布道团之事，在济南道院问明。”
当日无话，昼短夜长。一声鸡叫迎来了北京又一个美丽的黎明。这一天，我来到幼时常去以棋会友的“来今雨轩”，出席一个别致的欢迎宴会，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从北京总院出发，经过天津道院巡礼，然后长途跋涉到了“满洲”与朝鲜。五十天之后到达济南道院。在那里拜求坛训，得到的神谕是，“因时势艰难，目前派遣布道团不甚适宜。”总之，鉴于日中关系越发恶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对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从五月二日拉开战幕。那是我从大陆返回后的第三天。虽说我疲惫未消，仓促上阵，一度曾担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战中坚持下来。不过，十分幸运，我下出了五局中难得见到的得意之棋，终于一鼓作气地取得了执白中盘胜。
其实，那阵子我热衷于信仰，比起对局来，曾觉得信仰应胜于万事。此念虽重，但实际上自昭和十三年从富士见疗养所出院以来，不顾大病初愈，无论是对局还是有关宗教的事情，我都风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应付。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地拼搏，竟然能维持住身体不再犯病，真是万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轻，既在对局场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尽虔诚，因此才获得如此的成功呵！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到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把老将军逼退到“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净胜局上将超过雁金先生四局而多胜一筹。鉴于此形势，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第六局以后的对局全部中止。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时，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到处都笼罩着一层战争色彩。围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结成了所谓“棋道报国会”，棋士们被迫奔赴各地去慰问伤兵及“勤劳动员”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制铁所慰问过。当时慰问团长是岛村利广六段，我们大家一律头戴战斗帽、腿上缠绑腿。去釜石的路上尽是隧洞，我们被蒸汽机车喷出的浓烟一熏，个个如同钻进烟囱里的老鼠一样。更麻烦的是头发、胡子全都粘满烟灰，黑光油亮，无论用脸盆洗几遍都清除不净，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问的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长官的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
与岛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征兵，刚一入伍时，长官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都可以说！”并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尽量分配到舒眼点儿的地方去。”顿时，长官大发雷霆：“好一个放肆的家伙！”二活不说就将他分配到离满蒙边境很近的诺木罔去了。谁都知道，后来诺木罔遭到苏联红军主力部队猛烈的攻击，日军全军覆没，一溃千里。幸亏井上先生当时患了疾病，作为伤病号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门棋士有幸在赤垣聚会，只是井上与桥本等在会场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谈了半天。虽然当时不知他们谈话内容是什么，但事后一想，并上肯定偷偷诉说了他在诺木罔吃苦的事情。总之，有关诺木罔事件，政府发布了言论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开泄露。井上一郎由于在军队时患过病，战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
接着叙述擂争十盘棋。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秋，我与木谷实共同晋升为八段。读卖新闻社继雁金先生之后，又开始物色我的新对手。然而，八段阵中已然
无人敢来抵挡。于是，当时势如破竹地升为六段的藤泽库之助，异军突起而被选中。那时节，藤泽库之助六段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他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凡对藤泽六段执白相争者，在尚未施展招数的情况下就会被他甩出擂台。那时我在棋士升段大赛中曾遇到过执黑的藤泽六段，但两战皆败，从未胜过一局。
此次擂争十盘棋，鉴于藤泽库之助当时为六段，我则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对局为藤泽的定先（即始终执黑）。当时，我觉得与藤泽执白对局实在艰难，再加上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劳顿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惫，无心恋战。况且藤泽即将晋升七段，希望他升为七段后与他以“先相先”（三盘中两盘执黑）对局，可是由于敌不过有关方面的强力劝说，最后只得应许。
此次擂争十盘棋对局规定藤泽库之助为定先，而且还约定：即便中途藤泽晋升为七段，只要我未被击败，直至十盘下完为止都应始终不变地以定先对局。其实，我若被击退一步，对局立即会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泽又确实是即将升为七段。这样一来，即使我真的被击退一步而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过还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对手虽是虎狼之将，但我进退无忧，比起与雁金先生对局时的气氛来，当然大为轻松和乐观。
昭和十六年（1942）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馆的“环翠”间里，第一局开始。面对夸耀为“黑先无敌”的藤泽库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须执白奋战。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终局制。
这一局，十分遗憾，我未能击垮黑棋的铜墙铁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泽的钢铁防线，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获胜。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凯歌。就这样，你赢一局，我夺一城。我俩相持不下，一时强弱难断。
从我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以来，报纸都被统一管制，版面不断缩小。到了我对藤泽之时，晚刊被废止，晨刊也只是薄纸一片，前后不过两页。围棋专栏缩小得异常可怜，视力稍弱者不得不端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对局谱。尽管如此、读卖新闻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载。
第四局结束不久，藤泽库之助便升为七段。不过，按照初约，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继续进行。第五局，我获胜。第六局，藤泽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势不可挡地又破一城。就这样，各自一进一退，继续拉锯式地反复争夺。
此次擂争十盘棋之前，鉴于交手棋份始终是藤泽“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计，可能是黑棋以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获胜。在此意义上讲，第七局结束时，我四胜三败，白棋真可谓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第七局打完后，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书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去报到。没想到，一检查身体，诊断结论为：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免除征用。我终于了喘口气，飞奔回家。
听说藤泽之助七段那里也有“赤纸”（入伍通知书）送到。藤泽氏既年轻又壮健，按道理会征兵的。然而，还是他逃难有术，去报到的当天就被允许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万众痛感日本惨败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打完。那阵子，我被逼得整日觅食，毫无安心下棋之余暇，终于在饥苦之中吃了个“三连败”。
总而言之，我对藤泽库之助七段的擂争十盘棋以四胜六败告终。然而无论怎样说，从我力否众人之测，取得了接近于平局的成绩来看，可以不客气地称为斗志顽强、骁勇善战了吧！当然，此次擂争于特别时期；到了战后，我对藤泽先生又继续进行了两次擂争十盘棋的大战。
东京大空袭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随着日中战争逐步扩大，一切来自大陆的书信检查得更加严厉，就连北京红会总院寄来的坛训（以扶乱求得的神谕）也难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红会的一切活动终于陷入瘫痪。
当红会从日本消失后，也许由于我对她的信仰尚且肤浅之故，不久，与红会宗教形态相似的“玺宇”将我吸引。再者，鉴于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玺宇任职，我妻子又与教主峰村先生有远亲之缘，我和妻子便顺水推舟地成为玺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际，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长冈良子的妇女不断出入玺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过弘法大师。不过，由于她异常富有灵感，常常以法力为众人治病，颇有声望，身边也拥有许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称她为“蒲田贵妇”。
“蒲田贵妇”的财产中持有矿山一座，那座矿山本是青森县一位信徒捐献给她的。为了筹措采掘资金和寻找投资行，她曾到玺宇登问求援。
不久，由于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矿山事业到处奔波，于是，“蒲田贵妇”一显才华，代替三夫先生为众人通俗易懂地解说“御神示”（神之启示），并担负起“信仰指导”的重任。由于她异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觉，她在玺宇信徒中间的声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跃而成为玺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记得大约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贵妇”出版了《诚之人》的小册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与玺宇的信徒中间散发。书中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佛教之说，并写道她自己梦中被“天照大神”召见，因而秉承神谕，特来普救众生。但是，那本书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