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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不灵验，光靠这个谁也不晓得管用不管用。”我一边嘟嘟哝哝地说着，一边取出一块手帕，贴在国分的脖子上。将手贴放在手帕上的约有三分钟，就那样纹丝不动地使精神贯注一统，然后将手撤开。怎么样？只见国分的脖子顿时疼痛全消，彻底治好了。
手到病除，国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们受到了格外热情的款待。其实，我的妻子在遇到孩子肚子痛的时候，将掌贴在肚子上治疗，孩子的腹痛都曾一下子就治好过。用木谷实的话来解释，贴掌时，只要是将精神贯注一统，掌内便有静电传到患处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离开青岛，我们又踏上了去“满洲”的旅途。
在“满洲”，于“康德帝”御前，我和木谷实每日用一个小时，下了三天的棋。由于当时我是五段，木谷是六段，所以对局我为黑先。，结果，我十二目胜，“满洲皇帝”观战时，曾拿出笔记本，认真地作了纪录。
皇帝的侍从中有位徐先生。当年我住在北京时，曾让徐先生五子奕过棋。这次御前邂逅，真是他乡遇故知。当我问徐先生，觐见皇帝时该怎样称呼为好？徐先生告我说要称呼“皇上”。和木谷实的对局结束的那天下午，在皇宫御庭内抬出了桌子，决定由我和徐先生对奕。皇上随后也步出宫闱，前来观局。看到我的对手比较弱，便开金
口道：“联想看你吃他的子，越多越好。”一闻此话，徐先生顿时紧张起来，旋即将胜负置之度外，越发紧固地防御，拼死地不让我提取。我也剑拔弩张地想吞吃对方的几团子。然而，对方根本就无取胜之意，只求能活便罢。说真的，要吃掉背水为阵、殊死求生的子确实不易。非常遗憾，最终我也未能吃掉几子。
对局结束后，我献给皇上一本新布局的书。皇上龙颜大悦，与我亲切攀谈。由于皇上龙踞御座，我总是仰着头用北京话对他讲有关围棋和在日本的生活等事情。也许皇上平常用北京话闲聊的机会甚少，与我谈话时显得格外有兴致。
然而，据说皇上的“帝宫”原来是日本烟草专利公司的旧址，破旧不堪。日本的外交官经常出入宫廷，皇上虽然对他们那种蛮横傲慢的态度毫不动气，耐心以礼相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他过着“笼中鸟，不如意”的生活。一想起前一代清朝皇帝威扬四海的光景来，怎禁得住痛心疾首、满腹凄凉。总之，那次的中国之行，是我初次还乡，心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回天津！”
昭和十年，我二十一岁。
这一年的五月，西园寺公毅先生患癌症去世。记得前一年的年末，公毅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想让我“得道”。“得道”，是指将先生倡导的宗教之秘诀传与我。无论哪一种宗教，仅仅是信仰，就只能称称为门外汉而已。唯有积多年之修行后，才能得授于那种宗教精髓的入门键。这个入门键，即各宗教之秘密，或称为秘诀。
公毅先生逝世后，其子公直先生继掌山门。不过他与公毅先生的修行方法大有不同。木谷实在进入公直先生的时代里仍然继续其信仰；我却于公毅先生独去仙界后即离门而别。
回想来日之后，我始终被对局纠缠紧迫。在前一年秋季升段大赛时，我升为六段。不过，随着身入高段，对局时间亦相应延长，真是此一局未完，又一局亟待，连续奋战。对当时已筋疲力尽的我来说，能得以修心养神的地方，唯有西园寺先生的府第。可惜西园寺先生一去不复返，埋头苦战于胜负之争的我，心灵深处仿佛顿时出现了无底的空洞，在难以解救的寂寞中，度日如年。
就在这十月一日的夜间，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恰巧是在重大的秋季升段大赛前夜。升段大赛将于翌日迫临。入夜后，我将老子的《道德经》读完，正欲上二楼去歇息，突然一阵轻微发作，顿时陷入了“神灵附体”的状态中。据“心灵学”解释，即“接灵”状态。若是“神灵附体”程度严重，便会手舞足蹈起来。嗣后我作了“玺光尊”（日本一宗教组织的头领）的信徒时，曾在金泽陪伴双叶山（日本著名相扑力士）三十五天之久。他也是灵感强烈之人，据说每当有劲敌相逢的相扑大赛的那天早晨，他都常常进入“接灵”状态之中。
总之，我无意识地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身体，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随后便感觉腹中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了。这时，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步履瞒珊地走进洗手间，直愣愣地坐下不动了。那时己是夜里10时左右。
母亲早已睡下。可是，一想起我穿过寝室前的走廊去厕所多时总不见出来，“明儿还有大赛，这是怎么啦？”母亲放心不下，便到厕所来看。只见我两眼直呆呆地坐在那里。母亲大惊失色，唤起妹妹们，将我迅速搀扶到房间里躺下，赶紧通知濑越先生，并请来了医生。
医生诊视了我的“病”状后，也只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见我牙关紧咬，毫无表情；切脉微微，若跳若止；呼吸浅薄，并无异常。弄得医生无术可施，只得给我打了一针，说了声“请给他好好暖暖身子”，便回去了。我当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被按躺下都隐隐约约地有所知觉，然而无法开口说话。又过了一小时后，于午夜12时，我终于能开口说话，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灵附体的感觉。那天的升段大赛只好因“病”而“不战败”。
嗣后，我将精神贯注一统，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为何？于是，即刻在我心中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回天津！回天津！”
记得这次发作的数日前，天津的二哥吴炎给我寄来了当地发行的报纸《庸报》。那个报社的社长是一位红会的信徒，报纸每期都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红会的专栏论述。我读了报上的论述后非常感动，对红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将此事如实讲给望月先生，并递交了秋季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决定立即出发去天津。对濑越先生，我只说是回去祭扫家父之墓。不过先生觉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赛中途去扫墓，岂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濑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里询问，当我出发后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递交了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只身肩着背囊，除了带上三等舱的船票钱外，轻装简从地由神户上了船。三等舱位于船底，我从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来，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身体，久久眺望那无边的大海。举目无亲、身无半文的我，究竟为何而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为有一种信念在强烈地打动着我——神在身边保佑着我！
入红会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吴炎前来接我。说是母亲十分担心，早已给他去了电报。我决定先到哥哥住的南开大学宿舍打搅几天。到了宿舍，安顿下来，我便立即委托哥哥设法将《庸报》社长李先生介绍给我。当时，二哥边在大学读书，边在庸报社做零工。
据说李社长是个虔诚的红信徒，一切新闻报导都放任让记者们去干，他只在自己的专栏里每天撰写有关红会的解说或一些活动的报导。
我向李社长恳求尽早赐教红会教义，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从那天后，为了在李社长那里聆听教诲，我每日都去庸报社。
可是，当时南开大学是抗日民族运动开展最热烈的地方。何况我来自敌国日本，仅此一点就会遭白眼，若不是与二哥一起形影不离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围攻与殴打。
在这种处境下过了一周左右，我便离开大学宿舍，决定去烦扰二哥的朋友家。
这样，我于昭和十年、二十一岁时在天津入了红会。并迄今始终一贯地信仰红会，现在，我已是日本红干会的元老会员，并得赐道名为吴碟灵。
经常遇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求我将红会的宗旨简单说明一下。然而，事情并非那样容易。若是勉强地作潦草解释，容易招致误解。无论怎样通俗易懂地来阐述，也要写成厚厚的一本。但我还是想斗胆一一试，将红会在此扼要介绍一下：
红十会布教之目的，在于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从地球上消灭无益之争，实现世界和平，让人类得到解放。红会认为：综观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着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那稣、释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为了救济人类而受至圣先天老祖派遣的圣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据对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寻到那个本源，红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宗教界里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应该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联合起来，从地球上消除各种无益之争，进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红会不存在“开山教祖”，无论哪种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书归正传，那时，我每天从热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来，到庸报社就一头扎进社长室，洗耳恭听李先生的教诲。
然后去道院，从晚十点半开始打坐。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离地往来于道院。盘腿打坐乃修行之一。为何要在那个时辰进行？因那正值日夜变换时刻，也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