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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使他让我走，我也走不了，因为伤势实在太重。一直到一个月后，我才能在护士的搀扶下勉强下床走几步。我过去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也所知不多，住在这个美丽的诊所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个园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不仅是个园林，还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缩影，或者是隐喻。我说的只是我的一些模糊的感受，并没有什么理论。有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日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相差不大，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当然，这种差别也只有像我们这种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但有时候，哪怕就是我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为了使我的身体尽快恢复，我经常在园林中散步，我走过那些假山，绕过那些亭台楼阁，经过那些池塘和曲折的流水，还有随处可见的竹子——你祖父告诉我，个园的个就是竹子的意思，因为它的形状就是竹叶的形状——我感到自己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
他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似乎在犹豫是不是还要讲下去。不过，也可能是我误解了，因为，在呷了一小口酒之后，他很快就又接着说了起来。
“当然，这也与我在养病期间受到的精心照料有关，特别是你祖父的夫人陈琪玉小姐。我可能忘了说了，她就是这个诊所的惟一的护士，他们燕尔新婚，夫妻十分恩爱。而在此之前，他们的诊所从未接受过像我这样的长期住院的病人。事实上，佩琨只出诊，正因为我是他的好友，他才破了这个例，临时在家里给我安排了一张病床。所以，陈琪玉小姐对我的照顾也十分周到。你知道，那时候中国人普遍对日本的行为很反感，刚开始见到我时，她虽然很客气，可也还是有些距离，但与我熟悉后，就不再那么矜持了。
“我很感激她，如果没有她当年的精心护理，我今天也许不可能坐在这里回忆过去了。不过，要是真的那样，也未必就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唉，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事后才知道对错，甚至永远不清楚是对还是错，也许，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本无对错可言。
“你祖父张佩琨先生起初对我的康复并不是很有信心。手术后整整一个月，他都守护在我的床前没有到城外出诊，直到我度过危险期，能够下床走动后，他才重新开始出诊。他经常深入到偏僻的乡下去行医，对那些贫穷的病人，他不仅免费出诊，还自己出钱买药给他们治疗。他这样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在学校时，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理想。他当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学的是文学，但后来觉得文学固然让人着迷，但中国多的是贫穷和疾病。他想，与其学习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学，再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评论来评论去，还不如当一名医生，为凋敝的祖国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我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但却被他的献身精神所折服。他在回国后按计划先在上海开了个诊所，为了积累经验和资金，他拼命工作，两年后，他开始践行他的理想，到江浙一带的乡村行医，为贫苦的农民疗治病痛。他常在来信中向我描述江南的乡间如诗如画的景色和淳朴的人情。甚至他还描述了他的一位美丽的病人爱上了他，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因为，作为医生，是不能和自己的病人发生这样的关系的，可他却不能自已，这似乎有悖医德。可最后，他们还是幸福地结合了。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出身高贵为人贤淑的陈琪玉小姐。最后，还是陈琪玉小姐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僵局，使书生气的佩琨不再优柔寡断。陈琪玉小姐不顾家庭反对，私自逃离了家庭的控制，偷偷追随佩琨到了外地。佩琨无奈之下，只得承认和接受了这份爱情。
“佩琨的文笔优美、传神，常把我不自觉地带往他所生活的世界，也使我渐渐迷上了他的那种浪漫的事业和生活。
“可和他相比，我有时不禁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感到无所适从。我学医只是秉承家人的愿望，我一直不是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或者说要做什么。我只是被潮流，被时代的潮流推着走。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我被推荐到了东京的一家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因为有着政府的背景，不仅薪资优厚，研究的条件也很好，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但我对此并无多大的兴趣，我只是凭着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在工作，我很刻苦，对业务也很钻研，在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不断受到同行的认可。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在医学上的贡献肯定会很大，可这些并不能取代我内心的惶惑和迷惘。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枯燥无聊，自己的工作也可有可无，远没有佩琨的工作有意义。所以，与佩琨通信，并为他采购医疗用品也就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很想去冒险，那时我还很年轻，想通过冒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也改变自己，但始终没有机会，直到一家贸易公司招聘，我才借机来到了中国。我的上司和同事们都为我的离去感到惋惜，觉得我放弃已有的研究去做这种普通的工作有些浪费，因为我的一项研究成果已经对我们整个研究项目的推进起了很大作用，但我还是坚决离开了。只是，我没想到，刚到中国就给佩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不过，我想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个人相对于命运，总是盲目的，因为命运并不盲目，盲目的只是个人。”
说到这里，竹下先生停下来，咳嗽了两声。在灯光下，可以看到他手中透明的酒杯发出琥珀一样的光芒，一股淡淡的酒香正无声地在我们之间流淌，他盯着酒杯，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也许是想起我还坐在他身边，他皱着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好了，不谈命运了。你看看，人老了，就喜欢说这些说不清楚的东西，真是不中用了，还是谈谈扬州吧。扬州是个非常幽雅的中国古典城市，春天，空气里似乎都流淌着让人沉醉的因子。飘扬的柳絮之中，我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体，在佩琨的陪同下，在那些看似陈旧冷清的街道和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园林中漫步，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陈琪玉小姐陪在我身边。因为善良的她总是不放心我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的确虚弱，佩琨又经常下乡，所以照料我的责任只能落在陈琪玉小姐的身上。和她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愉快，她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女性，虽然曾在上海受过西式的教育，但却并未失去东方女性的温柔和婉约。她为我换药，清洗伤口，扶着我在室外走动，还亲自用勺子喂我一口一口喝她烧的乌骨鸡汤，真是无微不至。而她之所以抛开自己原来尊贵的身份和爱好，愿意成为一名护士，都是为了帮助佩琨。我暗自为佩琨感到幸福，也很羡慕他的生活。我甚至想在病愈后离开那家公司，和佩琨一起在中国行医。甚至，这只是一种假设，也娶一位陈琪玉小姐那样有着一双含笑的杏眼和窈窕身材的江南姑娘为妻。我想，如果我真能离开公司，这也并非奢望。
“佩琨对我的这个想法只是笑了笑，他也许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或者是一时冲动。但我的这个念头就像花园里葱郁的竹木一样，一天比一天强烈和真实。当然，我也只能不了了之，我说过，相对于命运，个人总是软弱的，微不足道的。我不能脱离原有的公司。至于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并未完成公司交给我的工作，如果此时突然推脱自己的责任，无疑是一种可鄙的行为。
“当时，我常和佩琨谈论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佩琨说这是侵略，我也是同意的。当然，我们的意见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我们一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或者是侵略是不对的。我虽然是个日本人，但也认为日本的的确确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灾难，这是千真万确的，也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并不因我是个日本人就有意隐晦这一点。没必要。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我也不同意那种意见，其实就是佩琨的意见，他说既然这样，我就该反对日本这种违背国际正义和公理的行为。但我却很难接受他的这个意见，我觉得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就像佩琨自己，虽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由于我们身处彼此相互对立的国家，即使我们正常地交往，也难免受人诟病。我曾亲耳听见他的邻居在背后低声骂他是汉奸。这个骂他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呼声，他同样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所以，我感觉到，这一点我也对他直说了，因为我们两人都不是那种可以对朋友隐瞒什么的人，随着我在他这里养病的时间变长，他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佩琨没有回避我的指责，他承认，最近，他也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外地出诊，以躲避邻居和他人投来的鄙夷的目光。但他希望我不要因此而产生压力，他相信，只要是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说法。可我知道，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还有我们两人的身份，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友谊必将承受更多的东西，而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两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两难。有时，我想，如果我是中国人，或者佩琨是日本人就好了，我们之间的争端将不复存在，但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只有一种人呢？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才成为了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所能做的，不管对错，也只能是尊重对方的选择了。而做到这一点，又何尝容易？
“每次，我们在花园里边走边谈时，陈琪玉小姐都会微笑着走过来招呼我们休息一下，或者过来平息我们的争论，请我们喝一碗她亲手烹制的冰糖莲子羹，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