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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益善是诗歌散文组的组长；自己也写诗歌；他以笔名易山发表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了全国性的新诗奖。虽然我们之间跨着品种；但是我每一次到编辑部去；都能够享受诗人和散文家的待遇；临行之际他一定要送君送到大门口；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面搭一下子。他的一头卷卷的长发和两只弯弯的笑眼；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
他的顶头上司是分管诗歌的副主编欣秋老师。欣秋老师非常的儒雅；如果戴上礼帽穿上长衫再搭上一条长长的围巾；活脱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莽原》杂志的副主编。可惜的是因为分工不同；欣秋老师从来没有谈过我的小说。
李传锋是小说组的组长；自己也写小说；他写了一篇小说《烟姐儿》；《小说月报》转载了。接着沈虹光写了一篇小说《美人儿》；《小说月报》也转载了。再接着我写的《这车好炭》；《小说月报》又转载了。接下去《小说月报》继续转载了方方写的《大篷车上》。那时候《小说选刊》还没有问世；《小说月报》是国内唯一的小说选刊；每选一篇小说；对于作者和原发刊物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忘了张正平是分管哪一片的；反正不是襄阳和郧阳。奇怪的是1980年12期的《长江文艺》上；头条《这车好炭》的后面配了一篇读后感；是他写的；署名正平；标题叫《喜读〈这车好炭〉》。过了两年我才见到他；小个子；大胡子；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又过两年他调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创办的大型刊物《当代作家》；在那里又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
但是刘耀仑重情重义；1988年的冬天我在京结婚；他从武汉带了一块匾来；用绳子把匾打成一个井字背在背上；活像红军长征时的炊事班长背行军锅；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所在的西城百万庄大街。那是一块玻璃匾；一尺多高；四尺多宽；里面是用贝壳镶嵌而成的黄鹤楼。见面的时候他故作夸张；大幅度地弯着腰还呼呼喘气；把我给逗笑了。我想起当年他也是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的老家竹溪找我；那块匾就成了我家的一件文物；二十多年还保存完好。 上世纪末；我在《长江文艺》杂志的扉页上；看到刘益善是副主编；刘耀仑是副社长；可是又过一阵；副社长的名字换了。我吃一惊；以为他犯错误被撤职查办；打电话一问；还是到省安全厅去当官去了。当时我的心里一阵难过；马上想起沙市创作会；想起泣不成声的吴芸真老师；想起那句哽哽咽咽的话：“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1981年的春天；《长江文艺》在省军招举办一次小说创作学习班；给我发来入会通知；我们银行的行长没有同意。我写了一篇小说寄去；附信说让它代我报一个到。寄去以后没人给我回信；我以为他们看不中；就又寄去一篇；还是没人给我回信。我正纳闷儿；有一天回信来了；是刘耀仑写的；说是两篇小说都收到了；都好；都要发表；而且要同时发表在第十期；头条二条；后面还附一篇评论。
我真是不懂事；不知道那叫重点推出一个作者；回信对刘耀仑说；要是分两期发表多好；这样我的名字每期都能出现在刊物上；跟《这车好炭》一样；连着几期就成名了。这事过去不久；我有一个喜欢写诗的弟弟由于视力的原因高考失利；离家出走；鬼使神差地跑到湖南的怀化。得知消息我去找他；出发时我存心选择了从武汉到长沙的路线；目的是想顺便到省军招的创作学习班上看看。
参加学习班的作者每人有一张《长江文艺》编辑部的通知书；我带着这张通知书找到省军招；刘家驹以为我来报到；抱怨我怎么这晚才来；学习班都快结束了。刘耀仑解释说我是路过这里；他带我去跟学习班上的作者每人见一个面；然后找来两辆自行车；又带我到编辑部去见各位老师。1981年的春天武汉的交通管理还比较混乱；他骑一辆自行车在前面带路；我骑一辆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要拐弯时他伸出一只手；像打旗语；意思是引起后面横着过来的行人和车辆注意。我也学他的样子伸出一只手；那是我第一次在武汉骑自行车；过去在小县城里不是这样。小县城里骑车可以横冲直撞；铃铛一摇；行人就迅速地闪到两边。省会武汉是个闹市；不吃这一套；行人和车辆都看前面骑车人的手势。
翩翩两骑来到武昌紫阳路215号；接见我的是蔡明川老师。谈完我的几篇小说；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本稿纸来送给我；看我的样子有点嫌少；接着他又给我补了一本。那时候稿纸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奖励；以后的每次创作会和学习班；我一律都会得到几本稿纸。尤其是学习班上；写初稿时到刘家驹那里领一本；改稿抄正时又领一本；领的次数多了他可能会产生怀疑；但他从来不把怀疑表示出来；只是用武汉话抑扬顿挫地赞扬我说；你还死（是）个高惨（产）作家啊！
同年冬天；我从银行调到文化馆；第二年春天就能参加《长江文艺》的活动了。那次活动是在曹家花园的武汉军区招待所；事先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时国内文化界由胡耀邦带头；刚刚实行穿西装；我的一套西装是米白色的；曾经穿着它照了张相；登在《长江文艺》发表我新作《无声的对白》那一期的封二。我打算还穿着这套西装去开会；老家朋友刘书平的媳妇儿傅新华自告奋勇；要拿回家帮我再熨一下；没想到这一下把领子给熨糊了。两口子吓得要扯布给我另做一件；可是我第二天就要出发；根本就来不及；最后我只好遗憾地穿着中山服踏上征途。
那次活动我跟江汉油田的叶明山住一个房间；他穿着一件沉重的棉袄；样子像电影里的铁人王进喜。过去我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起；我的《这车好炭》在《长江文艺》发头条的那一期；叶明山的《倒掉了的石牌坊》发的二条；我在《长江文艺》上头条二条又发表两篇小说的那一期；叶明山的另一篇小说发的三条。
我们每说到一篇作品；都要站起来握一次手；一连握了三次；有点儿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意思。他夸我的《这车好炭》写得好；我说我拉过三年车；不过不是拉煤；而是在水库上拉土填坝。叶明山深有感触地说；写小说到底要有生活呀！我又夸他的《倒掉了的石牌坊》写得好；他说他的邻居就是一个寡妇；经常夜里有男人去她家里；文革中红卫兵说她是破鞋要斗她；到他家来调查取证；他保护她说从来没有男人来过。我也深有感触地说；写小说到底要有生活呀！
后来我也写了一篇关于寡妇的小说；因为没有生活；写得远不如他。我写的是一个名叫朱武龙的光棍智取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的好笑故事；也给了《长江文艺》。发表的时候我正在一次创作会上；刊物印出来后；刘岱老师突然发现发错了；瞪着眼睛追究责任说；不是不发那一篇吗；怎么又给发了？没人回答他的话；我至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83年；在武昌阅马场省委二招的文讲所里；叶明山成了我最好的同学。他继续跟我交心；说1981年我没能参加的那次学习班上；他跟王成启争着上头条；最后王成启从编辑部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头条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一个郧阳娃子的。叶明山说；那二条该是我的吧？王成启说；二条也是那个郧阳娃子的；而且二条后面还有一篇评论；也是评那个郧阳娃子的！
王成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湖北省最好的作者之一；《长江文艺》1979年的某一期上；发表过他一篇名叫《贱民》的小说。那年我父亲刚刚平反；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小说里的那个贱民让我对号入座；直读得我泪流满面；手里的杂志也打湿了。作者王成启因此成了中国文学讲习所的第一届学员；同学中有古华；张抗抗；王安忆等；当他从《长江文艺》编辑部得到消息；那一期的头条二条都被一个郧阳娃子占了的时候；心里肯定想不通。尤其他们的小说是在学习班上写的；而我学习班因故没有来成；两篇小说都是在老家写的。
另一次创作会是在襄樊；参观古隆中诸葛亮故居的时候；写过《蛇仙》的张祖慰对摄影师说；给这四个男孩儿照张相吧！摄影师就给我们照了张相。“这四个男孩儿”是我；张法德；李叔德；叶明山；其中我和张法德二十多岁；李叔德三十多岁；叶明山快四十岁了。照完了相；叶明山用安徽话小声地嘀咕说；他祖慰跟我差不多大；敢把我也叫男孩儿！
写到这里；我又怀念起了那个岁月；怀念起了《长江文艺》当年的那批作者；“眼前浮现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王成启；黄大荣；映泉；楚良；叶明山；熊召政；董宏猷；董宏量；李叔德；王伟举；张祖成；黄学农；姜锋青；周元镐；张法德……他们都是《长江文艺》优秀的儿子。还有几个优秀的女儿：沈虹光；方方；池莉；叶梅……两年以后；有的与我在武昌阅马场省委二招相遇；成了首届文讲所的同学；四年以后；有的又与我在珞珈山武汉大学相遇；成了首届作家插班生班的同学。
《长江文艺》编辑部后来随同省作协；从紫阳路搬到了东湖；1985年到1987年；我在武汉大学上学的两年时间；跟同班的陈应松又兼做作协文学院的首届合同制作家。每月我都骑着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从珞珈山骑到东湖去领当月的工资；有时领完工资又到秘书处去；复印害怕寄丢的新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热情又漂亮的钱道波；复印完了；再到娘家《长江文艺》编辑部去坐上一会儿；这就骑车返回珞珈山。那段日子；回忆起来真是美好。
1987年的夏天我到北京；只给了《长江文艺》一篇很短的小说；此后二十多年都没再给。没给的原因是几乎没写；没写的原因一是改行做了编辑；而且是外文刊物的编辑。编辑有编辑的业务指标；自己写一本书不算；给别人编一本书才算。自己写一篇作品也不算；给别人写一篇评论和访谈才算。指标完成得越好积分越高；积分越高资格越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