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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贵牵着牛上路岸了；村人问：“老倌；去哪儿？”
“给我美英找个说话的伴。”
村人都知道茂贵说的美英是指老水牛。女人美英死后；茂贵就叫水牛为美英。
村人怪怪地笑：“你这死老倌。”
他们准以为我有病呢。我当然没病。那时村里人不种田了；牛一条条被杀了；村子上空天天弥漫着浓郁的香味。杀了牛的人家都会给茂贵端来炖好了的牛肉；茂贵不但不吃；还骂人；骂杀了牛的人没良心；牛操劳了一辈子；还吃牛。按照风俗；牛得自然老死；不能杀牛。牛老死后；得给牛举行隆重的葬礼；主人得给牛下跪；磕头；得向村人哭诉牛的艰辛；牛的勤劳；牛的忠诚。在生产力极低的以前；农民把牛看得极重。没有牛；种不了田。现在没有牛；一样的种田；耕田机；耙地机比牛耕的地要好；还快。因而牛渐渐地不被人看重了。村里一杀牛；美英就掉眼泪；就“哞一哞一”地哀叫。茂贵抚着美英的脸说：“美英；你放心；你走后；我准好好地安葬你；我发誓我决不让你被人吃掉。你为我们家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如不是你；他们四个能上大学？我养他们都养不起。”那时村人分田到户；茂贵一家七口人只分到了五亩田地。茂贵便牵着牛到处开荒；为了多开些荒；没日没夜地干。茂贵和牛都累病了。那个春天；茂贵竟开了六亩荒地。开发的荒地远；去趟地里；要走四个小时；打的麦子也靠牛拖。因为多出了六亩田地；打的麦子吃不完；便换成钱。而且水牛每年产一条小牛；那时每条小牛可买两三百块钱。茂贵这才有钱让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念上大学了。茂贵把牛看成是他的恩人；也把牛看得极重；他从没拿鞭子打过牛；而且总弄精饲料给牛吃。冬天；牛怕冷；让牛盖自己的被子。
“哞——哞——”有牛叫了。
美英却不走了。茂贵拉它；它也不走。“你不会有事吧？千万别吓我……”茂贵的话没说完；美英“扑”地一声倒地了。茂贵一看；美英的眼也合上了。茂贵一个劲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今后谁听我唠叨？……我真对不起你；你临走我还让你耕田；你跟我苦了一辈子……下辈子我变牛；你变人；我给你还债……”泪水挂了茂贵一脸。
茂贵说要葬牛；留在家里的三儿子却不同意：“这牛拿到镇上可买六七百块钱呢；顶我一个月的工钱呢。”茂贵拎起一只木凳朝儿子砸去；幸好儿子闪得快。儿子再不敢说了。
牛下葬了；葬在美英的坟旁边。茂贵说：“我马上能见到你们两个了。”
牛下葬的当天晚上；便被儿子挖走了。儿子请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把牛拖到镇上农贸市场；卖了六百块钱。儿子怕茂贵看出破绽；往坑里塞稻草、树枝、石头；什么东西都往坑里放；然后填上土。
茂贵却不知道；他天天来到坟前跟两个美英说话。
责任编辑吴大洪
编著情谊二十载 作者：周百义 文章来源：长江文艺 《长江文艺》
一顾茅庐就找到了二月河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编辑生涯会与一个叫二月河的作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十年前；当我走进出版行业；第一次组稿；就有幸认识了这位后来被人称为“黑马”的历史小说作家。今天；这位作家的作品在世界华人圈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获得了海内外各种奖项。如在纽约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华人作家作品”；在香港被《亚洲周刊》评为百年来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在国内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九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等。目前；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中文图书；一定会有二月河的作品；有华人处即有二月河的作品。
那是1987年的秋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后；先被抽到省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公室；后来得知；这儿是选拔机关干部的一环。我干了一阵子；每天泡在乌七八糟的破书里。想到我的职业所在；没有多久就找了个借口逃离了那儿——我一人去了河南郑州约稿。在河南省文联；我的老师涂白玉先生先带我拜访了郑州的一些作家；然后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引荐信。其中；就有拜托南阳市文联的同志代我引荐二月河的信。于是；我搭乘长途客车到了南阳。
当天夜里；我坐在南阳市文联吕樵同志的自行车后；经过一个曲曲折折的小胡同；在三间潮湿且光线不足的平房里；我见到了仅有四十余岁的凌解放。当时；他正在南阳市委宣传部当干事。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写作计划；要为清王朝最为鼎盛的“康雍乾”时期写一部历史长卷。他谈到了恩师冯其庸对他的鼓励；谈到了他夜以继日的写作习惯。当然；也谈到了他中年得女；那种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还在郑州时；我听人介绍了这位在笔记本上写小说的作家；我对此并没有太重视；当我看到他递来的由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后；我才相信此言不虚。不过；在此之前也有人不经意地告诉我关于二月河已“二郎才尽”的忠告。
那晚；在一个叫春来的小招待所里；我一口气看完了二月河送给我的第一卷《夺宫》。整整一夜；我被他的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慑服：无论是情节还是语言；无论是历史氛围的营造还是对人物性格的刻划；这本书都是建国后历史小说中所少见的一种新的突破。
第二天；我递上了社里的约稿合同——请他为我们写三卷本的《雍正皇帝》。我看得出；二月河有几分得意；但他对我说；“我要征得黄河文艺的同意才行”。我担心他变卦；忙说：你已经占领了“黄河”；你这次只要走过“长江”；你二月河就等于“占领”了全中国。
这是1987年的事儿；后来；我不断给他寄杂志；写信保持联系；直到他写完了《康熙大帝》的第三卷；才开始动笔为我们写《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细心的读者曾经指出；认为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的第四卷《乱起萧墙》的情节与《雍正皇帝》的第三卷《恨水东逝》有些雷同但人物、情节又有些出入；实际上；当时二月河并没有通盘考虑；而是先写《雍正皇帝》第一卷；后来又写《康熙大帝》第四卷的结果。等到长江文艺社出版第一卷《雍正皇帝》时；已经是1990年了。
二月河的稿子寄来后；我就在社里申报当年的选题。第一次社里编辑部主任一级的论证；结果没通过。原因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已经播了一部叫《雍正皇帝》的电视剧；小说也已经出版了。大家认为再出就有些重复。我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的助理编辑；选题论证会之类的事儿并没有我的份儿。我一听部主任传达的意见；就慌了。急忙找到总编辑田中全；他说看了稿子再定。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过了很长时间；结果让我大出所料。总编辑田中全看了书稿后在审读意见时写到：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二月河先生在文章中曾写到他小时候十分调皮；曾被教师骂为“饭桶”。他的字写得横不平竖不直；也许印证了他的老师的评语。这可苦了做编辑的；每一页每一行；都要为他描几十个字。稿子整理完后；送给总编辑；他在上面批道：请重新整理。结果我又开始再描一道。书稿发后；按照承诺；我又将其压缩到25万字；在社里办的《当代作家》大型丛刊上发表。第一卷出版后；是在新华书店证订；只有10070册。
等到《雍正皇帝》第二卷编辑完成；我已经要调到省新闻出版局了。第三卷二月河稿子交来时；我已在出版局工作。这是1993年的事儿了。因为我人在出版局；书稿又要在社里出；其间可能交接、安排上有些衔接困难。其中的细节我已记不清楚了；但二月河先生后来写文章说有些曲折。实际上；曲折倒没有；因为我人在武昌；出版社在汉口；交接上有些脱节而已。
三卷本《雍正皇帝》出齐了；这是1994年的事儿；到了1995年的9月；偶然的原因；我又回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并且是当社长。
社里当时的情景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但《雍正皇帝》当时正由于口口相传受到读者欢迎；但社里的书从年初印到十月也没有出来。一是社里没钱支付印刷费；工厂当时都不愿印长江社的书了；结果只好由职工集资购纸来印刷图书；当年纸价飞涨；从年初到年底翻了不止一番。我回去后很久书才印出来；但定价还是年初的；58元一套；结果纸价涨了；这一版并没有赚到钱。
这年的十月底；我突然接到我的武汉大学老师陈美兰先生的电话；说她刚参加中国作协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雍正皇帝》一书评委普遍反映不错；有专家认为此书是“《红楼梦》出版以来最好的一部历史小说；是五十年不遇乃至一百年不遇的一部好书。”据说此书在读书班产生了轰动；很多人挑灯夜读；彻夜不寐。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希望我们能够对这本书加以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部作品。
将二月河送到读者眼前
二月河的书当时在读者中已经口口相传受到了欢迎。有一位山东的作家林深曾说；《雍正皇帝》一书他读了七遍；认为此书是“共产党留给后世的《三国演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经理赵恒峰后来告诉我；他读了21遍。但当时在专家和学者那儿；他的书并没有引起重视。有人认为他的书是“通俗文学”；言下之义不值得评介。二月河曾告诉我某某专家准备评介他的图书；但也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小说出版后；我先后写了几篇评介文章；其中《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长篇历史小说》先在二月河家乡文联的刊物上发表后；又在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评论》上发表了。除此之外；我还写了几则短小的书评。
1996年元月8日；借助一年一度的北京党校订货会（后改为北京订货会）；我们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正在筹拍《雍正王朝》的四汇文化公司；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文采阁召开了《雍正皇帝》研讨会。我们请了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的宋镇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