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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米。总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有几个人能从抽象理论中走出来呢？
吴晗先生告诫我们，要区别史料。凡是在当时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和事件在当时及以后都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当时人民的意见，应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可是，谁是当时的人民？谁是当时的大多数？吴晗先生举了例子出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吴晗先生说：“例如土改，我们说好，地主说不好；大跃进，总路线，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我们说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不好。”（《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
在吴晗先生看来，“我们”就是人民，就是大多数，那些“地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少数人，而少数人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吴晗先生说他们“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论海端》）
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我们就发现，吴晗先生当年认定的“我们”，似乎不一定就是“人民”，而当年那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也不一定就是“一小撮”。作为睿智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可以评价从曹操到武则天到海瑞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分辨每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多数与少数：他不是没有理论水平，他对人民也怀着深厚的感情，他正直、热情。但他却终究没能搞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数与少数，没能正确评价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眼中的历史，那么，当轮到我们来评价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根据谁的看法？应该如何区别史料？
我绝不是要嘲笑吴晗先生。他仍然是一位勤奋、正直、渊博的历史学家，可与其比肩者甚为寥寥，我仍然一如既往地仰慕他。
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仍然要评价历史，仍然要评价历史人物。只是，谁敢肯定；我们能比吴晗先生走的更远些？
任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马大正先生在评论清兵人关时，曾说：“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新京报》2004，11，8）马先生提出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立场，正是吴晗先生所说的要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来考虑如何评价历史，但是当时当地的人民究竟是谁？我们如何知道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当时当地的李白成政权谁敢说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呢？所以立场问题仍然是个问题。郭松民先生就不服气，认为马先生的立场与其说是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倒不如说是站在二十一世纪。“因为清兵入关以后的种种好处，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站在二十一世纪才能看得出来。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侵略、征服、屠杀。明末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左右，到清顺治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其中大部分是在清兵入关之后遭到屠杀。”（《西安晚报》2004，11，15）
在郭松民先生看来，马先生或许只是从历史发展来看问题，而不是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问题，也是吴晗先生已经指出的，吴先生并举出秦始皇修长城和隋炀帝开运河为例，指出有些事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是有益的。我们看到，从当时当地来看历史，与从长远发展来看历史，有时显然是矛盾的，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即便是郭松民先生主张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情况来看问题的意见，也仍然很容易落人那个关于多数与少数的陷阱。这不仅仅是指我们往往不能分辨谁是代表多数，谁是代表少数，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真的确定了谁是少数，而这些少数也是鲜活的生命的时候，谁有权力决定这些少数就一定应该被忽略，被湮没以至被消灭？当我们不能从少数服从多数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视为少数从而被忽略、湮没以至消灭的威胁。吴晗先生当年视自己为“我们”中的一员，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少数，而结果，他还是被当时的“人民”斥为“少数”继而消灭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刘知几曾说过，“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史通·鉴识》）刘知几也是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但他感觉到了要对历史、历史人物做出“铨核得中”的评价是何等的不易！江山依旧，才人自然依旧辈出，只是，我们似乎不应该忘了与前人比比，看看我们到底往前走了多远。
对法治的精彩三问
■ 赵运仕
一、依法管理就一定是法治吗？
法治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是国家进步和文明的一个标志。就现实而言，法治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相应地提出了依法管理的口号，大至“依法治国”，小至“依法治村”。但依法管理就一定是法治吗？
《法治讲演录》以某省司法厅向该省推荐的两个“依法治村”的先进村的经验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该省Z市的某村在“依法治村”的活动中，在一系列规范中给村民规定了很多义务，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权利，但只是星星点点。最重要的是，在该村的一系列规范中，几乎见不着对村委会的权力进行制约的相关内容。该省在宣传、推广该经验的过程中，也深感到这是个问题，就放弃了这一经验，转而支持W市某村“依法治村”的经验。与Z市之经验相比较，W市的经验的确有所进步。该村的一系列规定中，依法治村首先治理和约束的就是该村村委会及其组成人员，他们的村务行为必须是公开的，每个村委会成员必须定期向全体村民汇报工作，接受村民的监督。该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如上两个个案都号称依法治理、“依法治村”，但显而易见，他们所追求的理念是很不相同的，其中前者的主旨是治理村民，而后者的主旨是治理村委会及其组成人员。
因此，当我们以前者为例说明“依法管理”的重要性时，事实上仍然是站在“权力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说话，其精神宗旨也主要是“法制”的；反之，当我们以后者为例说明“依法管理”的重要性时，则是站在“权利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说话，其精神宗旨大体上是“法治”的。所以，并不是一谈到依法管理，必然意味着它和法治理念就是吻合的，只有首先能够“依法（规则）”控制公共权力，并以此为前提，同时导致对社会事务真正依法管理时，才是和法治要求相吻合的。
由此可以看出，依法管理是否是法治，关键在于明辨法治与法制的不同，法制凸显权力中心，法治凸显权利中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法治，从其本质而言，是指依法治权和依法管理的结合。其中依法治权是关键，也是判别究竟是法制还是法治的分水岭；而依法管理是在依法治权基础上法治的进一步延伸和展开，是法治社会的现实内容。
二、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何在？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要进一步弄清“法治”的内涵，促进法治现代化，就必须弄清“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讲演录》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主要有四：第一，法治强调的是权自法出，而人治强调的是法自权出；第二，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第三，法治强调入从于法，人治强调法从于人；第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
因此，法治强调法的崇高地位，领袖也好，权力也好，都必须依从于法。哈林顿有一句名言：“在专制国家，国王就是法律；在民主国家，法律就是国王。”号称为“自由使者”的潘恩先生也说过：“在美国，法律即国王。因为在专制政府，国王即法律，故在自由国度，法律应当是国王，而且除此之外再没有国王。”
但在现实社会，法治理念与法治建设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法院的判决书不如领导的一句话，以权代法，以权乱法。比如，乡政府建办公大楼，侵占了一个村民的地基，无奈之下，村民把乡政府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村民胜诉，乡政府应立即停止侵犯村民的权益。但面对判决，乡政府置之不理。后来村民上访，上级领导打电话给乡政府，这才把问题解决了。乡政府领导蛮横地说：“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老子就是不赔。我只听领导的！”
谢晖深刻地指出，人治是神权观念的转化，人治之“人”，有如神权时代之“神”，其地位是靠某种神学意识来维系的，一旦脱离了神圣化的包装，人治的统治根基也就荡然无存。
三、法治：选择本土性资源还是国际性资源？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法治资源来自哪里？是选择本土性资源还是选择国际性资源？这是法学界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与此相应，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则产生了“本土资源论”和“法律移植论”，也就是说，前者认为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