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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限制、获得自由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不可否认，网络为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网络使得每个人似乎都有如鱼得水的感觉，而且感觉到我们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很多人因此欢呼网络带来的便利和自由，认为乌托邦至少在网络上是实现了。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网络乌托邦毕竟是乌托邦，乌托邦可能是可爱的，但任何乌托邦都潜藏着危险。没有免费午餐，网络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多副作用。
首先，通过关键词进行的各种个性化的选择和服务在为我们提供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限止我们的自由。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站、新闻、音乐、商品等等；而且，通过经常光顾自己喜欢的网站，我们还可以很容易找到和我们自己偏好相同或者相似的人们；这些网站也会把和我们属于
同一团体的人可能有的其他偏好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与自己偏好相似的人还有其他什么偏好。比如：你如果在亚马逊网站订购一本书，亚马逊会告诉你和你选择同一本书的人还选择了其他什么书，而且由于这些网站推荐的产品的品质很好，因此你的偏好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与你品味相似的人，而渐渐地排斥其他的东西。因而就出现了协同过滤的问题，导致你和其他类型的人的偏好的距离越来越大。（第16～17页）因此，偏好看起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自由选择是一种过滤，它一方面把和我们异质的各种偏好和观点过滤了，另外一方面，也通过网络，把我们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其他人，它实际上会对具体的个体的独特的喜欢或多或少进行干预，因此，看起来是自由的偏好也有暴力的倾向。尽管和国家暴力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害看起来不同，但实际上也会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产生一定的侵害。因此，看起来自由的偏好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专制的力量，而且这种专制是隐蔽的，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同时由于链接的出现，而且“更多的网站是链接到看法相同的网站”，随着你和与你观点接近的人的交流的增多，还会出现“团体极化”的现象，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第47页）团体极化的结果是不同团体的人之间的观点的距离越来越大，最终可能导致社会中的不同团体的分裂，并且失去商议的基础。
其次，信息的传播和获得的成本的低廉可能导致信息的误导和侵略。虚拟串联的麻烦制造者不仅仅来自那些有意制造病毒和传播病毒的人或者是那些发送垃圾邮件的人；我们每个普通人也可能是虚拟串联麻烦的制造者。我们可能都收过别人转发的邮件，也可能给别人转发过邮件，由于转发的成本的低廉和甄别这些信息是否真实的成本的高昂，我们可能不判断某个邮件的信息的真伪就转发给其他人，而其中的某些邮件可能就是包含错误信息的邮件。网络文章的转发也一样。据研究：“如果你缺乏信息，你可能会以他人的论述或者行动来作判断”（第56页），因此，如果在给别人转发的邮件中无意传播了错误的信息，这些错误信息可能会给其他人的判断带来不好的影响。而且，由于信息有一种“引爆点”现象，因此，只要某种信息一旦传播开来，哪怕这个信息是假的，要纠正过来就很困难了。某些人的错误判断可能就会成为很多人的错误判断，并且最终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或者你只需要联想一下“文革”中的串联带来的结果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真实的信息无法得到传播。而且，即使是那些真实的信息，一旦通过虚拟串联并且被引爆，也会变成一种“暴力”。由于这些被引爆的信息很快成为一个区域甚至整个社会的关键词，即使你此前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即使是现在你仍然对它毫无兴趣，你仍然无法逃避这些信息。比如，我从来没看过任何“超级女声”的比赛，但由于无数人的信息轰炸，我现在不可能不知道“玉米”、“凉粉”不仅仅指称某种食品。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关键词侵略”。因此，和以往不同，限止我们自由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限止自己和他人自由的力量。
此外，传统媒体和网络的相互渗透也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好事。前几年，关于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关系经常有人讨论，很多人认为网络对传统媒体构成一定的威胁、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作用。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这两种媒体的冲突并不严重，而且，由于网络的巨大影响力，传统媒体现在也向网络靠拢，双方互相渗透，导致媒体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一体化倾向。很多在网络首先出现的热点很快也会出现在传统媒体上，而传统媒体也借助网络为自己造势。比如，最近红遍整个中国的“超级女声”可以说是各种媒体通力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媒体一体化是否会产生一言堂的情况值得我们关注。
因此，我们在看到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正逐渐被网络和关键词控制。关键词的过滤功能对自由会构成一定的侵害，出现“关键词霸权”。当然，从历史上看，过滤一直存在，书报审查（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包括编辑对稿件的选择和淘汰也是一种审查）也是一种过滤，和网络过滤不同，这种过滤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因此有时候人们会对它产生反感，并且注意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关键词的过滤由于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因此，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它的危害。或者说，我们自己选择了被关键词控制。而且，随着网络信息的不断增加，这种过滤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也会出现类似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暴政’’的问题。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喜好或多或少会对具体的个人产生专制，使得你最终屈从于这些人的看法。
因此，不管是基于偏好的选择、还是虚拟串联引爆的信息对个人的侵害、或者是传统媒体和网络的融合，它们都带有一定的专制的力量，都可能产生一种趋同的倾向，而趋同即意味着个性的消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而可能最终我们都湮没在网络的大一统中。
我们曾经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欢呼，但愿某一天，我们不会穷得只剩下网络。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15．00元）
幻孕症效应与学术泡沬
■ 蒋劲松
田松博士在“黄禹锡与四姨太效应”一文中，把学术界中弄虚作假以谋求学术资源的行为，比作《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四姨太冒充怀孕以求真孕的计策，从而揭露了在当今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形下，学术失范现象的普遍存在的深层原因。
然而，正如田松所指出的那样，四姨太效应虽然对整个科学研究事业有害，但是如果没有被揭穿的话，对学术伪孕的个人或机构自身是有益的，因为伪孕确实有很大机会转正为真孕。所以，黄禹锡的作伪现象被揭穿之后，许多韩国民众甚至邪教组织仍然对他的能力坚信不移，希望给黄禹锡提供研究条件，坚信他定可以完成真实的人体胚胎干细胞的克隆。
与此“伪孕”现象相映成趣的是，学术界还普遍存在着一种“幻孕”现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有害。李少红执导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就描述了这种现象。这是一种奇特的生理现象，妇女其实并没有真的受孕，但是由于过分期待怀孕或者害怕怀孕的心理暗示作用，使其身体出现一系列酷似怀孕的症状和反应，例如停经、恶心呕吐、甚至能感到孩子在腹中的活动等等，这就是幻孕症。
我们在学界也常常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某些学者或者学术机构，借助时下学术评价和管理机制存在的缺陷，得到了超出其学术水准的评价或者学术地位。刚开始的时侯，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会当众承认这一点，相反为了进一步获得更多资源，还要以此作为证据，不断宣传自身。
然而，随着学术资源和地位竞争的日益成功，出版了等身的文章、著作，当上了教授、博导，进入百人工程，人选百优博士论文，赢得了课题、奖励、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被称为专家、大师，媒体采访，粉丝拥戴，名利双收，成功的光环就会使自己逐步眩晕和陶醉。慢慢地就忘记了自己那些成果不过是低层次的不断重复和变相抄袭、虚张声势的学术炒作、迎合官僚机构口味的“可行性论证”、学术政治斗争纵横捭阖的暂时得势、学术市场的刹那流行；忘记了自己虽著述甚多，却从未立说；虽有立论，却禁不起严格推敲；虽小有贡献，却名过其实；虽显赫一时，却只是泡沫一场；真的认为自己具有学术能力和成就，并反而以自身的学术风格和认识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带坏了学术风气，成为阻碍学术界健康发展的势力。
幻孕者以为自己怀孕了，就会以这种虚妄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活动。例如，会为了不存在的胎儿的发育而努力加餐，增加营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小心保护自己不要堕胎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注定不会实现其目标，无论如何是不会生出宁馨儿的，反而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辛苦和损失。
学术幻孕者同样如此，他们弄虚作假，扰乱学术正常秩序的行为固然可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幻孕症患者自身的命运也同样可悲，虽然他们在一定时间里春风得意。因为，他们在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