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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中，农业也同样出现了问题。石元春院士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近两百年，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了农业的科技革命，进而产生了工业化的农业。有了化肥、农药、地膜和拖拉机等能源和物质进入原有的闭合式体系，传统农业变得更加开放了，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的代价，农民的收入不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增长性，对生态环境资源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生态环境具有稳定性，对资源的供给具有有限性。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资源与环境双重危机制约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污染治理，主要是“末端治理”——这是一种只投入而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措施，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造成环境污染以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我国的环保业也在重复着这个过程。例如，投资600亿元的淮河治理
“零点行动”历经10年，水质又回到了治污前的状态；两个环保“十五”计划执行到中期时即相继夭折——几次重大环境治理行动的效果说明，照搬发达国家“末端治理”的模式不符合国情。
“末端治理”路线走不通，循环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现代循环经济理论的早期表现是二寸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科学家k·波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地球如果不想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就要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物质的“循环式”经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在巴黎发布的《全球环境综合报告》着重指出：“除非大大减缓资源使用，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否则到100年后的2100年，地球温度将比现在上升6度，必然导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贫瘠、空气污染、水极度缺乏，食品生产减少和致命疾病扩散等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可以在循环经济中得到双赢；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上，才能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央决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目前，人们又给循环经济赋予了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认为循环经济的本质和最高理念是生态经济。段宁同志在《循环经济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和《物质代谢与循环经济》中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人类使用的物质将达到完全循环，最终实现人类未来必然要发展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生态循环经济乃至循环型社会。他提出的“人类循环经济的发展成功的五条标准”为：
①人工合成和生产满足人类各种活动所需功能的全部初级原材料，完全停止自有人类以来从地球上开采矿物质的历史；
②人类活动的一切最初驱动能量来自于，且仅来自于太阳；
③各种生产和经济过程所需的物质达到最小化；
④各类物质代谢产生的废物在数量上低于环境容量，在毒性上小于动植物阈值；
⑤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包括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达到人类期望值。
可见，实现这种最高理念的循环经济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见循环经济示意图）。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和循环经济发展阶段中可以认识到：
①不能将循环经济机械地孤立起来认识，应依照经济发展史的脉络进行纵句的系统研究，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进行横向的深入探讨。
②采取工业方式解决工业污染物的“工业循环经济”与充分利用自然力的
自然循环经济”，都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是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废弃物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工业循环经济”与“自然循环经济”在现代循环经济中是两个不同的侧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③农业和工业各自的发展进程，都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和谐一不和谐一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农业还多循环了一次。
④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现代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有传承的，决不仅仅是“新型的工业化”，也不是“全新的经济理论”，更不是经济形态的突变。
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找准与现实经济形态的结合点。
2．我国古代循环经济的哲学思想及实践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有许多都是符合现代循环经济理念的。例如：
《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周易》提出的世界结构模式为“三才者，天地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苟子在《天问》中写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都是指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法则；
《礼记·中庸》提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现代生态学思想完全吻合；
阴阳学说是中国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其中“阴阳消长”揭示了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符合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五行学说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
孤立地看，这些思想似乎是坐而论道、神秘莫测。然而，这么多先哲共同构建了一个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相一致的思想体系，至今依然闪耀着光芒，就不是巧合了。我们应该深究一下，这些思想是怎么来的？
中国传统农业是以集约方式经营管理的，是以一整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来保持地力经久不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据循环经济的实质，以含有“‘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来进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属于“自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地力常新壮”是古人对“自然循环经济”最精辟的理解和操作之一。中国古代农家肥料差不多包括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是古代人利用可再生资源实行循环农业生产的创举，如：清《知本提纲》提出“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阴湿地用火粪，沙土用草粪和泥粪，黄壤用渣粪，水田用皮毛、蹄角、骨蛤，高燥地用猪粪”，等等。在人畜粪便直接利用的基础上，在自然循环经济的驱动下，如今又发明了沼气技术，形成了我国南方“猪—沼—果”的生态农业模式。
孟子认为“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贾思勰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先进农业观点和“周而复始，永世无穷”的森林经营径级择伐法和轮伐法，等等。
我国古代形成的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农林牧渔复合经营模式种类颇多，珠三角地区在唐代就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桑基鱼塘”模式；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国中原地区最近几年形成的粮、棉、林、草、药、禽、菌为一体的产业复合经营模式，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充满生机的现代循环经济类型。
诸多经典论述说明，古人通过生产实践早已意识到掠夺式原始农业的弊端，对早先的“自然循环经济”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广泛的实践，只是没有使用“循环经济”这个词语罢了。
3．关于“自然循环经济”的位置
针对大工业造成的资源与环境双重危机问题，西方出现了模拟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机制提出的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然而，西方循环经济理论来源于自然循环的生态模式，却回避了“自然循环经济”的存在。例如，农业中有没有循环经济？如果没有，那么产业化后的农业能不能搞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循环经济？此外，城市垃圾的处理是否属于循环经济范畴？如果属于循环经济范畴，那么现代人畜粪便的处理与古代有何
本质的差别？等等。
生态农业是对传统“自然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搞农业的人往往不大敢这样提。原因在于理论界有一种声音：“中国古代也有循环经济”的说法，“是有考古癖的人常犯的毛病，能把什么先进东西都找出一个祖宗来”，“古代简单的资源循环利用仅仅是从节约出发，而且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几乎为零。”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明之深刻内涵，不能用“仅仅是从节约出发”便一言以蔽之。广西贵港、鲁北化工等我国典型的循环经济企业对资源“吃干榨尽”的操作方法，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真理往往是朴素的，这种可贵的“节约”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恰恰是发展“节约型社会”的基础，恰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和目标之所在！
中国普遍的、集约经营的小农经济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并且，不晚于宋代，人们已经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大系统之中。正是在“自然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和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