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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整个人类的生命，这是所有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所有必须考虑利益的最后底线，是人类命运之所系，也是我们所有人当下的生命和安全之所系。
海森伯在叩门！
附录：
玻尔文件的介绍
玻尔文件，是指2002年玻尔文献馆公开发布的玻尔的11个文件，其中主要为玻尔写给海森伯却又未寄出的信及有关笔记。另有一封海森伯给玻尔的电报。所有这些文件贯穿着一个主题，即关系到1941年海森伯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两人会面交谈的内容。
为避免可能的版权问题，下面我将这些文件和玻尔文献馆的“介绍”摘要予以介绍和说明。需要预先声明的是，我是按照自己对这些文件英译的理解加以摘要以及介绍和说明的，很难保证没有错误。希望懂丹麦文的读者去关注原始文件，懂英语的读者去网站查看文献馆提供的英译文件。
一、玻尔文献馆的“介绍”
1941年9月，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来到纳粹占领下的丹麦，对尼尔斯·玻尔作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最近不仅成为史学家而且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主题。这一兴趣特别被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所刺激，此剧将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这次会面作为它的出发点。更为特别的是，此剧重新激起并加深了业已存在的科学史家之间有关海森伯去哥本哈根的原因和会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等问题的激烈争辩。涉及到玻尔从未寄出的有关那次会面的一封给海森伯信的草稿。
这份草稿是玻尔家属几年前存放于玻尔文献馆中的十一个文件之一。这些存放的文件是玻尔或口授或书写，都是有关1941年那次会面的。除一封海森伯的来信外，它们都是信的草稿或私人笔记，从不曾成为一封信的样式的最终产品，既不曾寄出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公布。为此，文件存入时即附有条款，它们只能在玻尔死后五十年即2012年公开。到目前为止，有关1941年会面的唯一可得到的源于玻尔家属的探讨，就是玻尔儿子奥格·玻尔写于1964年的“战争年代和由原子核武器引发的前景”那篇文章。
奥格·玻尔是玻尔的儿子，物理学家，197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唯一的例外其实不能算是例外，因为按上段文章意思，这“唯一”似乎是利用了玻尔文件，而奥格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用。奥格此文被选人由Stefan Bozental编的《尼尔斯·玻尔：朋友和同事所见的生活和工作》一书，其中涉及到海森伯1941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只有两段：
（一）战争爆发后，特别在丹麦被占领后，留在哥本哈根的我们在追随同盟国原子能领域研制上完全断了联系。然而，却传来了德国在这方面研制的各种谣言，有关德国极端强调原子能军事利用可能性的这一想法，更被沃纳·海森伯和魏茨泽克1941年秋天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所加深。他们来哥本哈根是为其他事，但在与我父亲的私人谈话中，海森伯提出了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问题。我的父亲很少说话并表示了他的怀疑，因为必须要克服很大的技术难题，但我的父亲有一种印象，即海森伯认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新的军事利用的可能性将决定战争的结局。
（二）在罗伯特·容克撰写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书中宣称，德国物理学家提交了一份秘密计划给我父亲，目的是通过与同盟国同行双方达成一致，来阻止原子武器的发展。这一说法没有事实的基础。因为无论海森伯的访问，还是以后容克书中也提到的德国物理学家廷森对哥本哈根的访问，都没有提到过任何这样的计划。相反，正如前所述，在占领期间与德国物理学家极其稀少的联系只是加深了这个印象，即德国当局极端强调对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重要性。
从第一段来看，像是奥格利用了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但这也可能是玻尔生前告知奥格的。第二段中所提到的“计划”，玻尔文件中不见有任何驳斥，可能玻尔认为这是“小说家言”无须认真对待，他只想和海森伯讲明事实真相。
“介绍”接着说明，玻尔家属“决定解除存放五十年的规定”，是受公众高度兴趣的推动，也为避免更多的误解。而决定提前发布文件并不是无前例的，以前也有过，一是1998年将一部分家庭通信公布，另外就是公布“玻尔政治论文”，论文中包含一个1954年3月21日的文件，其中，玻尔对他1941年的那次会面作了简要记述。这个文件出于玻尔口述，由玻尔另一个儿子艾里克·玻尔笔记：
1940（最后一个数字应更正为“1”，页边添加有一注“似平41！”）年夏天，海森伯和魏茨泽克来访，参加在Norre Alle德国机构的原子物理学会议，此会U．I．T．F（玻尔研究所正式名称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此为全称的缩写——张桂华注）无人出席。在海森伯充满信心的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原子武器的准备。玻尔立即努力想将此通过瑞典告知英国（然而，正像玻尔以后在英国所知，瑞典朋友做得极其拙劣，以至这一报告并未被伦敦所理解）。
“介绍”接着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作了背景简介，然后就是对这整个十一个文件的分类说明。
二、每个文件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文件，就是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海森伯：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从信的开门见山，可知玻尔写信完全是由容克的书、尤其是书中摘录的海森伯的信所激起。海森伯写给容克的，严格说不是信而是一份备忘录。玻尔这封信虽没有写明时间，但可判断写于1957年末或1958年初，因为容克的书的丹麦译本于1957年出版。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它发生在对留在丹麦的我们来说是
那样一个悲痛和焦虑的背景之下。它特别给玛格丽特和我，以及你和魏茨泽克两人对之讲话的研究所每一个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你们表达了关于德国将赢得战争的明确的信心，因此，对我们而言，如果坚持对不同的战争结局的希望以及对德国所提供的合作不予理会，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我听了这些没有说话，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大事。
对玻尔的沉默，海森伯在备忘录中解释为“震惊”，玻尔在此作了驳斥，指其为“是十分离奇的误解”，因为早在三年前，玻尔就知道铀235、238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并举例证明，自己两年前还在英国做过一次公开讲座。玻尔指出，如果说“震惊”，那不是因为原子弹是新闻，而是因为知道了德国正积极参与发明原子弹的竞赛。
下面一段话可能令人费解：
此外，当时我一点不知道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走得有多远，我只是在第
二年，当被告知丹麦的德国占领军准备逮捕我，我出走到英国以后才知道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似可推断，海森伯当年曾问及玻尔这个问题，玻尔作了否定的回答。玻尔这里再次说明，自己当年没说假话而是真的不知道。可照此说法，如果玻尔当时知道，可能就不作否定的回答？对此，我们无法追究，只能理解为，这是玻尔出于一个科学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郑重向海森伯说明实情。
下面玻尔提到，虽然他自己以及研究所同事反感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态度和立场，但他仍然能理解海森伯的好意，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访问“是为了使你们自己确信我们没有受苦并在我们危险的处境下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们。”
这封信原本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但因为此书已在丹麦报纸上引起轰动，我想，将这封信的内容秘密地告知丹麦外交办公室负责人和0uck— witz大使是合适的。
这是信的最后一段。这里提到的杜克维茨（Duckwitz）大使是德国驻丹麦大使。杜克维茨二战时就在哥本哈根担任德国大使馆随员，当希特勒命令将丹麦犹太人送往德国的前夜，他秘密地将消息通报并暗中协助丹麦犹太人大逃亡，他还亲往瑞典要求瑞典政府接收丹麦逃亡者。玻尔也在这时候逃出丹麦，渡海到了瑞典。杜克维茨父亲一战前后任德国驻丹麦大使，与玻尔熟悉，父亲的友谊转移到了儿子，以后儿子又继父职于战后担任德国驻丹麦大使。所以，玻尔欲将写给海森伯个人的信告知这位大使，不纯是出于公事文章。但，信不曾寄出，自然“秘密地告知”的事也没有发生。
玻尔这封信早有传闻，在玻尔这些文件中也最为众人瞩目，可实际内容只不过如此。所谓“只不过”，因为并没有太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对在此以前发生的争论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即以《哥本哈根》作者的话来说，他仅仅感到“意外的东西是那惊人尖锐的语气——特别是发自那样一个以和气著称的人”。而且，这封信并未对争论中的最主要问题，即以海森伯为代表的德国科学家对核武器具有远见和持有更高的道德准则，他们因此而故意停止或延缓对原子弹研制等等说法，这封信也未作出明确的否定和反驳。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