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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商赛马会产权归英国人所有，董事长是英国人杜百里。杜百里是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他在怡和洋行供职３０多年，其中有２０多年都在汉口，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汉口王”。怡和洋行在中国素有“洋行之王”的称号，它们曾经声称“只要中国什么地方有买卖可做，怡和就要到那里去。”怡和洋行的开山鼻祖是英国人渣甸（汉口因为他还将一条路名叫作“渣甸路”）。他在中国的绰号叫“铁皮老鼠”，他的起家全然靠的是在中国贩卖走私鸦片。鸦片战争的爆发很难说跟这个家伙没有关系。
在渣甸创办的洋行中爬上大班之位的杜百里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杜百里在汉口为怡和洋行置办的房屋有一百多栋，西商跑马场西北方向的怡和村就是他建成的。杜百里曾经还想在英租界外建立怡和租界，最后终因１９２７年英租界的收回，杜百里的梦想方被打碎。
对于这样的人，英领事自是十分赏识，所以，杜百里在汉口英租界内身负多职，甚至还是汉口市政府的参议。英国亦大肆褒奖他为英国所作的贡献，并由英女王授予勋位。在我初学英语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关于要学好英语的著名传说。说是一个华人得罪了洋人大班，洋人大班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写了一张纸条让此华人送到巡捕房去。结果华人送纸条到巡捕房后，立即被逮捕起来。原来纸条上写着：此人犯了法，把他抓起来。华人不识英文，竟是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据说这个洋人大班，就是杜百里。
杜百里对中国人的傲慢是有名的。他除了跟几个买办、大班打打交道外，其它的中国人他一律不屑一顾。由他当董事长的西商赛马会员亦都为洋人，中国人一律不得参加。非但如此，跑马场还到处都树着“禁止华人入内”的牌示。赛马又是在汉洋人们聚会和社交的场所，凡有节假日，他们也会在此举办舞会招待会之类，但对中国人却非常排斥，就连中国的富商甚至官员亦都不被接纳。数十年间，能到赛马会作客的中国人屈指可数，据说１９２８年，英国领事府在马会举行英皇加冕典礼，蒋介石、宋子文和吴国桢作为被临时宾客被邀请过一次，其他人，几乎都没怎么听说。但是赛马时的马票是公开售的，他们热烈欢迎中国人前去购买马票。赛马会每年赛三次，每次七天，每天十多场比赛，每场收票款约３万多元，马场从中抽成１５％，没有中国人踊跃买票前去观看和参赌，他们的钱又从哪里去赚？
汉口有不少专业马贩子，他们每年从张家口贩运大批赛马到汉口来。马到后，首先由马会的会员选购。好马高达上千元，差马也要百元左右。挑好后，马主便将马放在马会的马厩里寄养，并负责训练。有一匹好马，就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杜百里的一匹名为“波斯顶珠”的马，每赛必胜，另一匹名为“飞狐”的马，也是胜多负少，这两匹马为他赚了不少钱。
西商跑马场占地面积大约有八百多亩。房屋建筑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米。除了跑马圈外，还建有各种球场。如高尔夫球、足球、网球、马球、篮球、橄榄球（当时人们叫它青果球）、拍球等。一球一场。会员可任意选择，据说在全盛时期，这里每天都有五六百洋人在里面游戏玩耍。
跑马场内设有一座巨型看台。看台约有２０００平方米，分为两层，底层为台阶式，上为平台，供中国人观看赛马，这里可容纳上万人。临近终点的公正亭旁边的场地是洋人观看处。有舒适的藤椅座位，四周用白色的木栅栏作标示，只许会员入场。中国人看赛马是要买票的，而洋人则是赠票。
在看台西边邻近围墙处，是长排马厩，里面能容下２００多匹马。距看台不远，有一酒吧间。酒吧下方还建有公正亭，亭子分上下层，上层供裁判监视竞赛全程，记录并决定胜负，下方则供摄影师拍照。
赛马会俱乐部是一组西式建筑，主楼上建有尖顶，俱乐部内有游泳池、跳舞厅等娱乐场所，同样也只供洋人使用，禁止华人入内。
整个西商跑马场工程的完成是在１９０５年。而跑马场全盛时期是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５年这十年间。每逢开赛日，争相前往观者，风起云涌。途中车马一定堵塞，而场内几无立锥之地，更谈不上坐下。万人喧哗之中，马场还要邀请汉口英国巡捕房的乐队前来奏乐，其热闹几可掀天。那时的跑马场不算赛马时的收入，日常玩耍每月的总收入都高达４万多银元，如果是赛马期间，一天的收入即可达２０多万银元。如此掐算，仅一个西商跑马场，就不知道挣去了多少中国人的银子。
１９３８年，汉口被日本人占领，初始，赛马会的产权依然在英国人手上，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全盘接管了赛马会，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原有的董事会不复存在，新的董事长是日本人，而会员也者只剩下日本人自己。与当年的盛况相比，此时的跑马场已然十分清冷。非但如此，半年后，日军将之军管，跑马场便成了高射炮阵地，跑马圈战壕遍布，曾经驰骋在这里的马师的身影也都换成了跑来跑去的日本兵。跑马场从此走向萧条。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这里又成了关押日本战俘的集中营。直到１９４６年，英国人才重新掌管了他们的赛马会。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赛马活动全部都停止了。此后就再也没有恢复。
１９４９年，这块被英国人掠去达４５年之久的土地，又回归中国。政府将这里的建筑分派给了五家单位。１９５３年，政府用原跑马场马道子场外的３．８万平方丈的地建设公园，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６日，也就是武汉解放六年的日子，公园建成开放，政府为它取名为“解放公园”。
原来西商跑马场的遗迹，只有在解放公园和它附近的解放军通讯学院和武汉歌舞剧院内还能看到点点滴滴。
三、 华商跑马场
华商跑马场的开办，说起来就有些意思了。这个话头从汉口华商总会说起可能比较顺畅一些。
前面说过，开埠之后，洋人们都是自己的租界内开办的“波罗馆”。这些“波罗馆”内有诸多玩乐设备，什么酒吧间、弹子房、壁球房、大餐房、牌房、图书室、理发室、浴室以及舞厅等等，总而言之，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各洋行的大班以其它洋人高级职员，业余时间，都喜欢泡在“波罗馆”里，声色犬马，尽兴玩乐。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中国买办们虽然有钱有势，却终不能与洋人们平起平坐，这些地方，他们是无权进得门去的。对于迷恋西式生活的买办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痛苦。
于是，他们模仿洋人的形式，组织华人买办悄然成立了自己的夜总会。他们把这个夜总会命名为“华商总会”。华商总会的原始发起人，有美最时洋行的买办王伯年，瑞记兼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立兴洋行兼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刘歆生等人。
华商总会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几年，会所设在英租界内，大约是鄱阳街与江汉路交叉的一所房子里。因为在租界，终究还是要受洋人的气，这帮买办们曾经还与洋人发生过一次较量。那是华商总会刚成立不久的事，有一次，这帮有钱人在会所正玩得开心，不料英国巡捕房的一个捕头却领了一些巡捕前来将会所的赌具筹码一起搜走。此一行动，让这帮中国买办们深受刺激，认为遭受如此奇耻大辱，绝难忍受。于是相互约定，从次日起，都不到洋行上班。各洋行的大班突然发现日常天天见面的买办们突然都不见人影，大为惊讶，询问后方知原因。大班们以经济效益为主，担心买办罢工，势必影响洋行业务，于是联合起来，出面向英巡捕房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原物全部奉还，从此不再干涉华商总会的活动。这场风波，华商显然是赢了。自此后，华商总会成了租界内一个公开的华人“夜总会”了。他们在这里有得吃有得喝，赌博是必不可少的，狎妓抽大烟也是可以的，其间也有下棋打球品茗阅报之类健康活动。当然，来者皆商，大多有钱有地位，彼此天天在这里碰头，拿这里当了个华商们交际和议事的场所也是必然。
１９０８年的一天，良济洋行买办张永璋去西商跑马场看赛马，以为自己是买办，地位不逊于洋人，可以走正门登台看赛马。不料行至台口，却遭到守台的印度人的阻拦，这且不说，在他辩白时，印度人竟是当场踢了他一脚。这一遭遇使张买办气得够呛。当晚到了华商总会便与大家谈及此事。这一说便引起大家的公愤。因为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有此类遭遇，就连卖地给英国人的刘歆生也被毫不客气地挡在正门外，看门的人说：华人只能由侧门进去。
愤怒过后，华商们一则相约从此不去西商跑马场，同时也酝酿自己的跑马场。地皮大王刘歆生一马当先，首先表示他可划出一块地皮作为投资，其它华商亦纷然入股，响应集资者达三十多人。由当时的华商总会负责人、汉口总商会会长周星棠、阜昌洋行买办刘子敬、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太古洋行买办章学周、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等组成董事会，公推周星棠为董事长。宗旨是要团结华商团体，与西商跑马场竞争，以期挽回利权。口号还是蛮冠冕堂皇的，但如果跑马场赚不了钱，估计也不会有人去争它这口气。
刘歆生提供的地皮即是现在的同济医科大、航空路、万松园路一带。跑马场全称为“华商体育运动会”，通称则是“华商跑马场”，又叫“跑马厅”。它的建筑设施和组织系统与西商跑马场几乎相同，最为不同的则是：它不收门票，不分中籍外籍，一律平等，都能前来。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
华商跑马场面积大约为三万三千多平方米。建有一个圆形的跑马圈，周围一公里半。在跑马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