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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以及西方人的文化习惯，足令居住内陆深处，无缘见识国外的汉口人一时间目瞪口呆。
如果说沿汉水的老城区是即兴而随意发展起来，那么沿长江的租界区却是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的。新老区域无论是房屋风格还是生活方式，都绝不相同。于是形成了土汉口和洋汉口之分。土汉口的杂乱肮脏，物质落后，生活粗糙，而洋汉口干净漂亮，物质文明，生活精致。一切的一切，都反差巨大，汉口人自是深受刺激。一种对西式文明生活的向往，在汉口民间自然形成。有钱人几乎都搬入了舒适的租界居住。与租界相邻的华界地盘也迅速地繁华起来。从此，整个汉口的商贸中心，便摆脱汉水岸边的小街小巷，而逐渐东移。来汉的过客，目光和印象也都落在洋汉口上。老汉口人有些疼心，但却也无可奈何。社会要进步，就总得面对一些残酷的现实。
当年的日本驻汉领事小野幸吉写了一本名为《汉口》的书，他在书中说：“汉口今为清国要港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几乎同时，美国的一本叫《竖琴》的杂志上也刊出名为《中国芝加哥》的文章，其中写道：“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
这样，汉口人就总喜欢跟人说自己是“东方芝加哥”。
从这时候起，大汉口的形象就基本定格。
六
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国都处于工业化的浪潮中。各大城市的改造也随之而来。１８１１年纽约重新制定了规划总图。１８５２年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改建。几乎同时期，日本定都东京，规划兴建了西方式样的都市化地区，道路取巴黎式，铺面取伦敦式。东方人都在逐渐地抛弃自己，而选择西洋人的道路。
相对于这些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汉口的规划几乎晚了几十年。在租界洋人生活的刺激下，汉口华界终于明白要过上文明的生活，必须对城市进行改造。
１９２８年春夏时间，兼任国民党中央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发表了一篇关于要建设新湖北新武汉的演讲。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吴国柄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看到这篇演讲，便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可为建设新武汉效力。李宗仁收信后第二天便接见了吴国柄。不久，便成立了武汉市政委员会，聘请吴国柄为设计委员。当时的市长是刘文岛。
吴国柄在武汉推行新汉口计划，他认为武汉百姓光是抽鸦片、打牌、睡觉，没有公园和树木，没一个透气处，连春夏秋冬都不知道，所以，他建修了第一座公园，即中山公园。沿江沿河的吊脚楼岌岌可危，一遇大水，楼即垮塌，水退之后，原地又建，还是危楼，所以，吴国柄将汉水边的吊脚楼悉尽拆除，建了新的堤岸、码头和马路。
汉口华界居民区没有下水道，吴国柄又建筑了下水道。有了下水道，汉口人方用上先进的卫生设备。有趣的是当有钱的人们用上抽水马桶后，总也弄不清大便怎么会不见了，便常常会扯着吴国柄问：大便到哪里去了。
当时的城市郊区，浮棺无处不在，野粪遍地都是。老百姓病得严重了，便躺在路边等死。吴国柄又设法清除了郊区随意弃放的浮棺，并安装了简易的公厕。并与医院联系，救助路边濒死病人。
汉口因了这一系列的改造，成为华中最新式的城市。一时间名声大噪，许多来过汉口的人称，汉口建设比上海南京还要好。连蒋介石来汉后，也慕名去中山公园逛了一圈。
这时的汉口，真的是有模有样了。
七
汉口留有许多老建筑。它们带着异乡情调屹立在扬子江畔。汉口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故事涉及中国人也涉及外国人。在漫漫的时光中，老建筑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它们似乎随着光阴一起一寸一寸地淡出我们的生活。
有一天，我偶然地走进了这些正在老去的建筑和故事中。突然之间，我觉得零星散落的它们，有点像汉口这个大文章中的关键词。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就仿佛能听到汉口很久远的呼吸和脉动，就仿佛看到了汉口是怎么由蹒跚而行的步履到如今大步流星的姿态。认识了它们才能懂得汉口，懂得了汉口，才能懂得武汉，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于是我开始写这样一本书。它几乎全部是往事。是深藏在故纸堆里的东西。我从一大堆泛黄的扉页中，把它们找出来，然后一丝一缕地梳理着它们，让它们活动在这本书中，也活动在读者的面前。
这一篇就算是引子。
第二章 西风烈
一、 利玛窦来到中国
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宗教从骨子里到衣裳外，从经书内容到修行方式，从供奉的神像到庙堂的式样，都是全然不同的。但人类总归有心息相通之处，我一直觉得，纵是东西方宗教各自行事一套，但有一点应该却是相通的，那就是人类要通过宗教给自己在尘世中业已奔波疲惫的心灵寻找一块可憩息之地。
几千年中，中国的宗教场地放眼望去皆庙宇。木鱼声声，青烟袅袅，佛音道曲，晨钟暮鼓。中国人对之习以为常，只当是自己生活周边的一个现象，多数人都处于信与不信之间。与中国博大精深的儒释道文化相比，中国的宗教倒显得有些小菜样儿。很多的时候，它倒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并非是一种宗教信仰。
中国人对自己本土的宗教尚且持如此散漫的态度，又怎么会轻易地接受西方人竭力想塞给自己的上帝？
这些西方人不懂。但是他们还是带着上帝来了。
１５８１年，耶稣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到澳门学习中文，这自然是准备让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其实早在１５４０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就要求罗马教皇派传教士到中国活动。第二年，一个叫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士被派到东方。他先去了日本，在日本传教九年后的１５５０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１５５２年他坐着一艘小船来到广东沿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上。沙勿略央求一个中国商人用船送他去广州，商人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个可怜的传教士与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却不得而入。不久，便死在了上川小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触到中国土地的传教士，虽然他连中国的大陆都没看到。
然后利玛窦他们来了。他们得以进到澳门的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１５５７年明朝嘉靖皇帝允许传教士进入澳门。澳门由此而成为远东传教事业的补给站。但是，他们只能呆在澳门，不能进入中国内地。
聪明的利玛窦们便换了一种方式。他们假作商人进到肇庆，向地方官员赠送厚礼，建立联系，混了个脸熟后，又继续送礼。大大小小礼品一送出，开口就容易多了。他们用一种可怜巴巴的文字请求当局允许他们在肇庆居住。洋人跟中国人的文化不同，但对中国人的心理却吃得很透。利玛窦们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们几乎用一种央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之所需：“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因为在商贾云集的喧嚣杂沓的澳门是无法进行的。”
当局拿了人家的东西，又见央求自己的面孔如此可怜，最终便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利玛窦只身一人堂而皇之地住在了肇庆。他这一留，便为中国的宗教开辟了新的篇章，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传教士。
住在肇庆的利玛窦当然不会只是隐居和默想，他的目的是传教，他为了他的上帝四下活动自是必然。有意思的是，这个利玛窦是一个聪明善变之人，他传教时，将中国和尚的法衣穿在了身上。他非但没有为他的宗教盖建教堂，甚至将教堂的称谓也改为寺庙。他四处游走活动，结交名流和官吏。时间长了，他又发现身着和尚袈裟反而更不方便，因为中国人对和尚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敬意。于是他又忙不迭地改穿儒服，对人自称自己为儒者。他的变通能力最终使他获益非浅。
１６０１年，利玛窦终于抵达他朝思暮想的北京。
这时已是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在皇宫中接见了他，并且接受了他送上的一堆礼物。
他被万历皇帝赐住在宣武门外。
１６０５年，利玛窦在北京建造了一座教堂，他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教堂名为“南堂”。无论建筑和名称，都满带着中国的气息。利玛窦知道，只有如此，他的一切作为方能为中国人认可并接受。
中国的大门就这样对传教士开了一缝，每年都会有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教科书告诉我们：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科学，但也带来了西方的野心和西方的侵略。因为每一个传教士都天然与其本土殖民势力血肉相连。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都为本国的殖民利益效劳。
二 、汉口的格非堂
第一个到汉口的基督教传教士叫杨格非，他来时已经是１８６１年了。距利玛窦到北京，时光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年。武汉的基督教发轫日，正是从杨格非走下轮船一脚踏上汉口土地的那一刻算起。
杨格非是１８５５年来到中国的。那一年，他二十四岁。他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在海上走了四个多月，从春天的五月走到秋天的九月。这个身材矮小的英国人杨格非就是这样踏上了他漫漫的中国传教之旅。
杨格非于１８３１年的冬天出生在英国的威尔士。在他出世的第八天，他的母亲便一病而亡。以后，杨格非便跟着他的姑母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监工，家境也颇是寒微。他十二岁就到一家店子里当了学徒。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