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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妻子在阳台晾晒衣裳，风儿从阳台的窗外呼呼地吹来。母亲正在厨房里为全家准备午餐，自来水刷刷冲着一捆儿青菜。“风这么大。”母亲在喃喃自语。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戴着眼镜看一本刚从书店买回的书，儿子趴在地板上，研究一辆遥控“挖土机”。
我在书房和客厅之间进进出出，然后喝着一杯热茶，看着电脑屏幕，想知道这个世界昨天发生了什么新闻，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天。没有争吵，没有口角，只是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对话。
但想想，五年后或者十年后，我们还会有这样散淡的心情度过这样的一个春日么？
十年后，我四十了。父母亲呢？已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了，儿子也十二岁了。我健康如意吗？我和妻子结婚幸福吗？我的父母还是这样没有病痛吗？
想及此处，心中隐隐地惆怅起来。
我们总会有别离，父母正在老去，自己在十年后也许满是沧桑。但现在，我却拥有一切，如果时光能停留，我愿让这一切永恒，即便以后我能荣华富贵。
饭熟了，香味四溢，是父亲从乡下背来的米。妻子已晾好了衣裳，在客厅里和儿子嬉戏。
我捧了杯热茶靠在书房的门上，目光在这些我最爱的人的脸上穿行。让这一刻停留得长些吧，我是多么的需要。
多年前，有位老领导和我促膝谈心，老领导对我说：“我从不奢望将来，只求现在一刻的好，一时的好。”他说的不是工作，而是生活：他说许多人总是期盼着将来会好的，把梦想寄托在明天，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此刻好，今天好，天天好，明天才能更好。
我对那句话的体悟是深刻的。所有幸福都是有来由的，它不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而是有一种量的慢慢积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幸福岂能缺位？
现在，我知道，最幸福的时光不该是在将来，而是现在这一刻。譬如，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全家人呆在一起，只是等待母亲招呼一声：“吃饭啦。”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7
不一样的惩罚
蒋子龙
8年前，特纳尔在一次酒后驾车时，撞死了一名叫苏珊的年轻姑娘，她还在上高中。当时他接受了一项由姑娘的父母提出的处罚：每周要给死者的父母寄一张支票，支票必须是开给苏珊的，金额只为1美元——不多不少，仅仅是1美元。而且要在以后的18年的每个星期五寄出。真是“黑色的星期五”哇！
特纳尔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每周1美元，18年加起来不过是936美元，太小意思了。苏珊家的亲戚朋友们也大惑不解，认为苏珊的父母因悲愤过度被气糊涂了。每周1美元是个什么数字？若想用罚款解决，就要狮子大张口，要他900万、9000万也不为过，还要一次全结清。干吗要拖上18年？夜长梦多，拖来拖去对方赖账了怎么办？苏珊的父母却不为所动，坚持原来的条件。
8年以后，特纳尔受不了啦，不再按时寄支票。苏珊的父母又将他告上法庭。特纳尔的精神几近崩溃，他泪流满面地对巡审法官说：“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每次填写苏珊的名字时心里都会泛起极度痛苦的罪恶感。苏珊的死还历历在目，这伤口太深了，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撕开一次，后边还有漫长的10年，怎么熬啊？也许熬不到10年我就会疯了。我喜欢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一躺下，就看到苏珊正向我走来……”他要求加倍偿还，并一次全部付清罚款。
他的请求理所当然地被法庭和苏珊的父母拒绝了。法官虽然理解他的痛苦，却还是以藐视法庭罪，判他30天监禁。
为此感到了稍许宽慰的是苏珊的父母，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特纳尔不能淡忘了苏珊的死，要他牢牢记住因自己的过失给别人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痛苦。他每到寄支票的时候才会想起苏珊的死就觉得受不了啦，可苏珊的父母在8年来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女儿。一个像花一样的女孩，说死就死了，轮上哪个当父母的能受得了？但是，他们也并不想要他用一生来承担那次事故的后果，所以只定了18年。
真厉害，这无异于精神判刑。
如果当初只是罚特纳尔一笔大钱，他会因为心疼钱而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惩罚，这容易让他心安理得，很快就会淡忘了自己所闯的祸。只有经过这样的精神惩罚，他才会真正领悟到无论自己受到怎样的惩罚都无法改变所造成的恶果。
惩罚原来也是可以换一种方式的。惩罚的方式不同，所收到的效果就不一样。地球上的犯罪和过错每天都在发生，千篇一律的惩罚在不断地重复着，倘若受害者和制定法律的人在极度的痛苦和憎恨当中，仍能像苏珊的父母那样冷静地想出最符合这个人的惩处办法，对拯救这个人并防止他（或她）以后重犯同样的罪过和错误，肯定会大有裨益。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43
大师的眼睛
摩罗
卡夫卡的眼睛——恐惧
世界上最能抓住读者眼睛的眼睛，无疑是卡夫卡的眼睛。
卡夫卡的眼睛充分宣示了他内心的柔弱和恐惧。也许你会像触电一般被他唤醒了自己内心同样的柔弱与恐惧，也许你内心苏醒的是对于一个柔弱而又恐惧的孩子的深深的怜悯与关爱。总之，只要你看见了这样的眼睛，你就一辈子摆脱不了他对你的倾诉与吁请。
卡夫卡说，作家就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说，为了原谅自己内心的弱小，他总是把外部世界描写得很强大。这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一生都害怕父亲，好像被他的父亲所压垮。其实他是被存在本身所压垮。世界和生命都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存在，他被存在的真相吓得喘不过气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话用在卡夫卡身上是再合适不过。
刘青汉说，鲁迅笔下的狂人突然发现罪恶的人类“原来如此”，耶稣却知道罪恶的人类“本来如此”。这个精辟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差别。可是，西方人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耶稣的结论，每一代精神巨人都是重新发现“本来如此”的。在他意识到“本来如此”之前，也惊恐地品尝过“原来如此”的震撼。
卡夫卡的眼神就是这种发现的惊讶与恐惧。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只是他随手记录下来的噩梦，他甚至立下遗嘱让朋友把这些文字全部烧掉。他实在不喜欢他所体验到的存在的柔弱、恐惧与痛苦，他深知“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他每天都在吁请信仰的降临，因为真正的生活就是信仰本身。
这是一双最真诚地为信仰而焦虑的眼睛。他好像决心把上帝看个清清楚楚。最后他说“上帝居住在神秘和黑暗之中”。
当我们相信神秘和黑暗之中居住着上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恐惧呢？
普鲁斯特的眼睛——梦幻
梦不仅是大脑的一种思维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而文学就是人类的梦幻。所以，所有的文学大师都无法与梦脱尽干系。
世界上有一种病人，医生永远看不到患者的临床表现，因为这种病发生在夜间。谁曾见过梦游者的身影和眼神呢？可是，自从普鲁斯特成为著名作家之后，每个有机会读到他的照片的人都可以见识梦游者的眼神和灵魂。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噩梦，这等于说人生就是一场噩梦。普鲁斯特好像有不同看法，他拉着卡夫卡的手，带他来到一座花园楼房，在“格里戈利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的那张床上，恍恍惚惚地回忆起睡觉前母亲慈爱地拥抱他的温暖感觉。这时奶奶送来了一只馅饼，普鲁斯特还没有品尝就感觉到了浓郁的甘甜和馨香，这是对曾经有过的甘甜和馨香的回忆呢，还是在梦中幻想着的甘甜和馨香？
普鲁斯特依然拉着卡夫卡的手，迷迷糊糊地来到海边，欣赏阳光在海浪上跳舞，美丽的舞裙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金色。这时一个送牛奶的村姑款款走来，阳光在她脸上开成了一朵变化不拘的小花。普鲁斯特痴迷地赞叹，生活就像阳光一样，在任何地方都闪烁着诗意。诗人不过是这些诗意的感受器。
谁都知道，普鲁斯特因病不能接触空气，只能长期封闭在室内。他是一位生活的囚徒，这才是真正的囚徒。
卡夫卡禁不住嘟囔着说，可怜的梦游者，你都几十年没有见过阳光了。
普鲁斯特说，我在生活中没有见过阳光，不见得梦中也没有阳光。生活不过是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噩梦又是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何必被那一小部分压垮呢？
一位诗人说，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就只是在这里。普鲁斯特说，不要以为我活在生活中，就只是在生活中。
人类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梦游者，作家是唤醒梦中记忆的通灵师。
文学大师的存在方式就像村姑脸上的阳光之花一样变化不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疑惑 ；_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一只眼睛，从额头到下巴整个脸部就是他的眼睛，额头则是他的眼珠子。深重的苦难在这只眼睛里阴暗地闪烁，严重得无以复加的神经质在这只眼珠子上翻滚颤栗。在他年仅24岁的时候，别林斯基就从这位《穷人》作者神经质的敏感与善良中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希望，但是这颗希望之星升起得艰难而又缓慢。因为他要等着西伯利亚的10年流放生活给他以决定性的锻造。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令人惊奇的是，他体验苦难的深度，就是体验爱的深度。别尔嘉耶夫不无骄傲地说，俄罗斯作家常常因为爱而发疯。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