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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颜吃着母亲做的长寿面过了17岁生日。
六
两年后，欢颜考上大学，留在本市。母亲看着通知书，不禁松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不去上海就好，不去上海就好。
欢颜想母亲到底是老了，那个女人在上海，母亲这样说，显然是此地无银。她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笑说，我哪里都不去，咱们刚有了新房子，我要住在家里。
母亲就笑起来，脸上的皱纹都要绽开的样子。
读了大学后，母亲因身体不好病退了，经常去学校看欢颜，有一次竟晕倒在她的宿舍里。她和同学手忙脚乱地将母亲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
欢颜忽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一个人躲在医院的厕所里哭了个昏天黑地。不管怎样，她都要让母亲好好活着，母亲多苦啊，为了嫁给一个男人和家里决裂，那个男人却因为她不能生孩子怨恨她，她辗转抱回一个孩子来养，男人最终还是丢下她走了。
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我一定要让母亲好好活着。欢颜想。
七
钱忽然成了欢颜世界里最重要的东西，她终于去了上海，找到了那个女人。女人激动地颤抖着，一手从包里掏着银行卡，一手牢牢抓着她的手。欢颜再也忍不住了，低声说，妈，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钱，我会慢慢地还……
母亲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她和母亲躺在了一张床上。母亲在被子底下握着她的手，好半天，忽然轻轻地说，小颜，这些年，妈，妈真是对不起你，其实，其实你……
妈，不说了，你要早点休息，咱睡吧。
欢颜说完关了灯，一闪的亮光里，她看到了母亲眼睛的潮湿，其实她知道那刻母亲想说什么，可是她永远都不想让母亲说出来。可能没有人会知道，她到底有多爱母亲，爱到在想着可能离开她时，会感觉窒息。而她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也许有些爱是前生的债吧，所以这辈子，要用更多的爱来还。
手术很成功，母亲还会健康地活上很多年。
我就是欢颜，对我来说，只要母亲活着，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58
诗意的栖居
张丽钧
如果教师需要选择一种生存状态，我认为他应该是“诗意的栖居”。
他对真理永远怀有赤子般的虔敬，他追索，他叩门，他喜欢将自己的蜗居搭建在离真理最近的地方。他是校园中最善于学习的人，他把新知视为生命的给养，他如饥似渴的汲取着，吸纳着，不知疲倦。他深爱着那些对他来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孩子，他会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任何一个弟子击败自己的谬误。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他会说：“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真理！”
他总是先于春天抵达春天。他口中衔着一个美好的预言，他知道季节不会失信，于是他微笑着工作，从容等待。他会对一个孩子说：“我丢掉过一个梦呢，你为什么不去替我捡回来？”孩子惶惑了，孩子以为老师都得不到的东西，自己怎么可以得到？可是，老师在用力推他啊！孩子于是铆足了劲，终于摘到了老师当年没有摘到的佳果。老师笑了——他感谢上苍慷慨地延长了自己的手臂。
太多的人在叹息，但是，那个最辛苦的人却没工夫叹息。他要在别人叹息的当儿，琢磨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述一只蝴蝶的成长历程，他被一种甜蜜的痛苦轻轻折磨，他要以最佳的方式，将一个破茧成蝶的神话移植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上，再期待着它长成一片比神话更美的风景。
很难设想，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个学生之口。然而的确是。她把这么动人的文字献给他的老师，同时把这么动人的梦赋予她的老师。
心中有爱，腹中有诗，指 上有金——这样的人栖身于神圣杏坛，这世界便多了一重让人热爱的理由，不是吗？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01
我和父亲的战争
杨昊鸥
我和父亲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
战争的初级阶段写满了我的屈辱。那时父亲打我，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双练过举重的长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被打得哭天喊地。父亲打我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那条街可以说闻之者色变，晚上隔好几栋楼也能听见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饶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战略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惟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就我所记忆，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亲密接触过。而获罪的名目也实为众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要挨打，连吃饭插句话脑门上也要挨一筷子，当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来打我的。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就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蝇蚊地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过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
毛主席教育说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从小就会用辨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料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我上初中以后战局开始有所转机，虽然挨打，但我方气势十足已是输阵不输人。每每开战，必是我先断喝一声：“不准打人！”常常是话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经验的，巴掌下来顺势将头一甩，拿捏得好相当于指甲在脸上挠挠痒。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做作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学习。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说：“我们心安理得地在学校学习那些将来注定要忘记的东西。”我就比较幸运，我初中学的东西至今以至将来都不会忘记。语文老师时常拿我的空白作业本和上课偷看的《诗词格律》去父亲那里告我的恶状，这时父亲是很开明的，回来又把书还给我了。但是，每到考试结束，父亲就觉得脸面上挂不住。少不得一顿饱打，然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然是动辄得咎。
我在初中的时候已经长得腰圆膀粗，严刑拷打视若等闲；棒子培养了我棒子一样直通通的臭脾气，父亲大人有时心情不顺刑加于我，我一脸大义凛然，自以为没有错就绝不认错。常常气得父亲吃头痛药。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没有挨过打了，也许是因为父亲要仰起头来打我不是很方便；或许我还能一把抓住他扇过来的巴掌———我常作此遐想，过瘾得很。我们采用了实力较为均匀的较量，就是吵架。在吵架方面，父亲的优势是嗓门大，而且自恃毫无根由的居高临下感；我的武器则是三段论。譬如高二选择文理科，父亲一直坚持要我读理科，理由是莫须有。我的推论如下：1大前提：聪明而且感兴趣的人读文科绝对可以在人文领域上开疆拓土，其成就前途绝不比理科差。2小前提：我符合聪明和感兴趣的条件 这一点父亲不能推翻他自己 。3结论：我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读文科。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战役中一点点地收复失地。当然父亲的抵抗从来没有退缩过，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读过圣贤或不圣贤书，这使得战斗注入了文化含量。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然后两人一起丢下饭碗就各自冲进自己的寝室。我和父亲各有两个书橱，一阵“哗啦哗啦”拉开玻璃橱窗的声音之后，我俩各持一卷冲杀出来。我在历史方面不如父亲，不过有些东西我个人偏执地以为不知亦不为耻。父亲的缺点在于知识构成过于单薄，方位上偏西方和时间上偏当代的东西近于无知，而且理论基础薄弱，这让我有了耀武扬威的天地。
有一次，父亲在饭桌上说起余杰骂余秋雨的文章，一边摇头作惋惜状一边感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余秋雨父亲是喜欢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当时是狂热的余杰崇拜者。我问：“你有没有看过余杰的书？”父亲说没有。我说：“没有看过就不要乱说！”得胜的感觉至今想来不胜快哉。
吵架之后，以笔为枪以笔为矛的战斗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有戏剧色彩的战役是我和父亲同题相竞，结果两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报纸的同一版面上；拿着同一天寄到的同一数目的稿费，互相得意地对望一场。以致我现在在外求学，父亲常寄他发表的文稿给我以示挑衅。
我是暑假到家才知道父亲原来已经病重卧床多日。父亲见我劈头就是：“这半年读了什么书？稿件全部拿出来！”我一边打开包摸出厚厚的一叠稿件递给他，一边说：“凶啥子凶！未必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打赢我？”父亲说：“来嘛！你还嫩得很！我当年练举重的时候……”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栓着血压计，笑了。
我端着可口的午饭坐在父亲床边，父亲趁母亲不在悄悄地对我说：“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辣椒舀出来，扔掉，盛起一个嫩肉丸子塞到父亲嘴里，说：“你也有今天！”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6
我喜欢咱们一起过
孙红岩
儿子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忽然表情凝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