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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事情比我想象的还可怕！
一听到高级教士的头几句话，孔恰就露出了哭相，双手不安的捏着围裙，禁不住放声大哭了。我也跟着缀泣起来。
要我结婚！要我结婚！我母亲知道了该说什么呢？要我结婚！我的全部生活秩序就会被大乱。窘迫的姑娘也一定有她的为难之处，因为她一面抽抽搭搭地流着眼泪，一面鼓足勇气叫起来：
“不，教士！不，教士！我再也不做那种事了！”
我也随着她说：
“我再也不干那种事了！”
但是，无情的审判官的瘦面孔冷若冰霜。他那双眼睛透过眼镜瞪瞪我，又瞪瞪她，恨恨地逼视着我们。他那粗暴的、毫不留情的声音有响起来：
“不幸，绝对不行！只能这么做：我立刻让你们结婚！”
“教士，”我痛苦万分地祈求说，“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不干了。要是让我结婚，我母亲该怎么说呢？人们回怎样看待我们的家庭呢？”
孔恰姑娘也痛心地叫道：
“我不愿意结婚！我不要结婚！”
高级教士 “好吧，”他说，“我不让你们结婚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我们这两个罪人提心吊胆地不敢吭声。
你们俩每个人必须六戒尺。你们同意吗？”
不，不，我们不能同意。但是，如果让我们结婚，那回更难堪。更可怕。我们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教士摇了摇桌上的小银铃。
“喂，索尔伊内斯，拿戒尺来！”
索尔伊内斯转眼就拿来一件可怕的惩戒工具：那是一根很长的戒尺，上面有一百个小孔，就象其他许许多多到孔眼的惩罚用具一样。
“把你的手伸出来，先打你。”
孔恰乖乖地伸出了她的手，但是我勇敢地走上前去：在我心中打盹的堂吉柯德已经强有力地挺起来，手执他那所向无敌的长矛，嘴里发出了高尚而神圣的呼喊：
“教士，”我以请求的但是坚决的口吻说，“请你打我十二戒尺！”
高级教士把视线转向我。我用挑战的目光盯着他，重复道：
“请打我十二戒尺吧！”
“我不反对。”教士冷冷地说，“伸出手来‘‘‘‘‘‘”
寂静的房间内响起噼劈啪啪的戒尺声，孔恰不再哭泣。她望着我，用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望着我。她的眼睛里隐藏着海洋中一切深不可测的东西。她的目光是对我所受惩罚的最高奖赏。
‘‘‘‘‘‘‘当我跟随教长来到校门外的小广场上时，看到在一棵小树的柔软枝条上有一对小鸟在亲吻，享受着清晨甜蜜的快乐。
我用挨过戒尺的右手指着一对小鸟，愤愤不平地低声对教长说：
“为什么它们不挨打呢？”
一位遇难矿工女儿的求学账本
作者：贺少成
2005年12月21日中午12：30，北京的气温零下一摄氏度左右。李杰匆匆从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走来，衣衫单薄。
在这样寒冷的冬天，每个人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李杰显得很“扎眼”。
没有合适的地方，采访选择在学校旁边一个又破又旧的小餐馆中进行。李杰说，这是她第二次上餐馆。第一次是同学聚会，她没逃过，也是在这儿。
李杰说话时有点拘谨，脸上很少有笑容。
这可能缘于她爸爸去世后给家里留下的一个生活账本。
（一）
我是从黑龙江鹤岗来的，那是一座煤城。生于煤矿，长于煤矿，我和煤矿应该是血肉相连的，但它给我带来的只是恐惧。
在我不到6岁时，我就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葬礼。我的伯父在井下挖煤时，井底塌方，他被埋在了煤堆里。我现在还记得，伯父躺在一块薄薄的白布下，挺得直直的，大人说这个人没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94年的3月9日，我刻骨铭心地理解了“人没了”的意思。我的爸爸在井下工作时死于瓦斯爆炸。
那时，我已懂事了。爸爸被抬上来，我跟着妈妈没日没夜地哭。最可怜的是小弟，他以为爸爸是睡着了，就像我当年在伯父死亡时没弄懂是怎么回事一样。直到现在，小弟都一直宁愿相信爸爸是睡着了。
爸爸死后，我们得到了1万元的抚恤金。矿上还给我妈妈、姐姐、我、弟弟每个人每个月70元的补助金，加起来是280元。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靠着这笔钱度日。1998年后，每个月的补助金开始逐步上调，到现在加起来每月能达到500元。
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概念，我从来没有花过什么钱，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
但煤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煤矿里，瓦斯爆炸是大事故，但像塌方或井底掉煤块等小事故是经常的，就是这样一些小事故，都能要了人的命。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都会揪紧。
这种恐惧让我对煤矿事故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在电视里看到七台河矿难后，我就又想去了解这件事情，又害怕知道这件事情。对别人，死亡只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对我，那是又有多少个家庭里出现了像我这样的孤儿，他们会像我一样永远地背上阴影。
我实在不愿意再听到或看到有这样的事发生。
国家现在花大力气整治煤矿事故，以后的情况也许会好得多，至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会越来越少。
我们家最苦的是我妈妈。我不知道这些年妈妈是怎样挺过来的，她从来不跟我们姐弟说钱的事，也很少去提矿上发生的那些事故。尽管我害怕煤矿，害怕那些黑洞洞的井口，但我还是在妈妈羽翼的保护下长大了。
小的时候我跟妈妈捡过黄豆发出豆芽来卖，还卖过其它一些东西。妈妈也去找过工作，但一直没成功。妈妈去买我们吃的菜时总是很谨慎，要等到菜市场快关门了才去，那个时候便宜。
但这些生活上的事，妈妈很少让我们操心。姐姐初中毕业考上高中后就没再读书了，她一直帮妈妈操持家务或者出去打零工挣点儿钱。妈妈和姐姐让我、弟弟全心全意地读书，家里的事一点儿也不要管。
我也一直在拼命地读书，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始终在前两名。考大学时，我只考虑了两个因素：学费贵不贵和将来好不好找工作。
在李杰的一个本子上，记着一些大额开支：学费4800元、书费500元、体检182元、住宿750元、校服300元，保险240元、身份证20元。
这是在高考前和高考拿到大学通知书后一直令李杰忧心忡忡的事情，但让她高兴的是，她顺利拿到了助学贷款。
（二）
我们当地有一个政策，考上重点大学后，矿上要给2000元的上学补助。妈妈为我跑这件事受了不少委屈。
我们全家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200元。2000元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有了它能解决不少问题。妈妈为了这件事在矿上跑了不少地方，托了不少人，但她经常被人从这个部门支到那个部门，又被从那个部门支到这个部门。最后经过很多道程序、盖了很多个章才拿到钱。
妈妈很少跟我说这些，有些事她宁愿跟我小弟说，我小弟也不告诉我，他们怕增加我的思想负担。但其实我知道了一星半点后更担心，有时候拿一本书在那里什么也没看进去，一整天就是在想这些事。
中央有好多政策是好的，但有的在下面却变了：中间隔着省，隔着市，隔着区呢……
鹤岗有许多煤矿。在大的公家开的矿里还有点保障，小的私人开的矿根本没有保障，一出事故矿主就跑了，谁也找不着。所以矿工都是趁着还能干活时多挣点钱。
相比之下，我拿到了2000元钱还是非常幸运的。
其实有时候想想就是挺满足的，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在帮助我———对这些，我和家里人都是很感激的———在上大学之前，也知道大学里有助学贷款政策，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拿到。通知书寄到时，有助学贷款的申请表，当时填表时每一个字都小心翼翼，惟恐填错了就拿不到助学贷款。没想到在学校里很顺利就拿到了这笔贷款。
24000元的贷款对我来说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4年大学的学费不用发愁了，担心的是4年后这笔钱该怎样还。现在的工作很难找，不知道4年后会怎样，所以从上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学习。
李杰同样对上大学以来的每一项开销都做了记录。其中2005年12月是这样的：7日地瓜2元、电话4元；11日车费2元；13日本子2。2元；17日电话7元；18日电话1。5元……
李杰觉得这样很奢侈，如果在家里的话，很多钱都不用花。上大学后很多地方要花钱令她很苦恼，也令她觉得对不起家人。
（三）
我在大学里感觉到了压力。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学习，从小到大我的学习从来都没让妈妈担心过。但现在同学们都很优秀，我经常感觉学习起来力不从心，担心会落后。我学习的专业要求看很多的书，但有些书我发现同学们都看过，而我一本也没读过，这让我倍感压力。
每次打电话到家里，我都会跟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我又让你失望了。
尽管妈妈会安慰我，告诉我不要紧，但是我有深深的负罪感。尤其是我现在住在有暖气的宿舍里，而妈妈和小弟却住在没有暖气的土房子里，在屋里都能哈出气来，这些都无法让我集中思想学习。有好几次我都想到退学，务工去帮助家里，帮助妈妈，帮助小弟上学。但我知道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