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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他母亲从兜里掏出手帕，小心地展开，里面竟是那根只咬了一小口的香蕉。母亲微笑着把香蕉交到他的手上。那时虽然自己幼小，但懂得那半根香蕉的分量。母亲在亲戚面前，不失体面地为他保存半根香蕉，这里面包含着母亲的尊严，以及对他浓浓的爱。
他意味深长地说：“吃那半根香蕉，我不再感到第一根香蕉的美味，但吃在嘴里的感觉永生难忘。正是那半根香蕉让我时时铭记，奋发图强。”
同样是半根香蕉，大影星只是为了消除赘肉，而我的朋友则改变了一生。
俄羅斯的“黑”手紙
百合
前不久，隨團出訪俄羅斯，一路上收獲頗多。但印象最深的，卻是工作之外的一件小事。
在莫斯科，我們入住的賓館條件不錯，雖談不上豪華，卻也溫馨舒適。但住下來后卻發現，洗手間裡的手紙顏色“黑”乎乎的，顯得檔次很低。當時，心中多少有些不屑：洠氲蕉砹_斯的大賓館裡還在用這樣粗糙的枺鳎�
然而，不屑很快變成了疑惑，因為在后面的行程中，無論是機場、餐館還是景點的洗手間，裡面提供的統統是這種“黑”乎乎的手紙。忍不住去問開車的小伙子伊萬，手紙為什麼都這麼“黑”？伊萬解釋說，這就是紙潱谋旧榱谁h保，在生產時洠в屑尤肫讋晒鈩燥@得不那麼潔白。顏色雖“黑”，但伲貐s不差，並不影響使用。
伊萬的這番話，不由得讓我對俄羅斯人務實、伲拥纳顟B度肅然起敬。細細觀察，他們生活中“本色”的枺鬟�真不少。比如綠化，城市中洠в卸嗌倏桃夥N植的草坪和花圃，隨處可見的是成片小樹林。這些自然生長的樹木雖然不那麼漂亮，但綠化城市、淨化空氣的功能卻比花草強得多，而且無需澆水、剪枝等人工維護，節省資源和成本。
相形之下，在我們的生活中，大到城市建設、小到個人消費，有不少行為偏離了生活本色。比如，有的城市人口不過二三十萬，卻偏要動用巨資建大型的城市廣場﹔有的城市居民用水都存在困難，卻打算建全國數一數二的人工湖﹔還有的北方城市嫌土生土長的楊樹、槐樹不夠檔次，便花錢在繁華市區“種”了不少塑料做的假椰子樹。在個人消費中也存在著類似的铡畢^。比如，兩廂轎車因空間緊湊、臁钍∮偷葍烖c在西歐很流行，但在國內卻洠в卸嗌偈袌觥Ｔ蚴遣簧儋徿囌哂X得兩廂車太“小氣”，不如三廂車開著有“面子”。無奈之下，一些汽車生產廠家不得不更改設計，在二廂車的后面再生硬地加出一截。這樣一來，不但破壞了原有設計的流線美，轎車生產時還要多用鋼材，購買時消費者要多花錢財，上路后要多耗汽油。
其實，城市的綠地隻要能起到淨化空氣、美化環境的作用就行，不必非要鋪大片草坪或栽名貴樹種﹔餐館聚餐，隻要營養搭配、衛生可口就行，洠в斜匾c上一大桌飯菜，吃到最后還剩下一大半……為了城市的“形象”或是個人的“面子”，做些消耗資源、浪費錢財又洠в惺颤N實際意義的事，仔細想想實在不值得。
隨著這些年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的財政收入多了，人民群眾的腰包鼓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在花錢上可以大手大腳，鋪張浪費。特別是在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今天，財政支出、企業支出和個人消費都要精打細算，把每一分錢用到實處。這就需要改變舊的傳統觀念，把“面子”問睿吹玫尯唵巫匀怀蔀槲覀兊纳钭紕t和消費理念。
最可珍惜的感情
卢卡斯
一位母亲的儿子在战场上死了，消息传到母亲那里；她哀痛非常；祈祷主说：“要是我能再见到他，即使只见5分钟，我也心满意足。”
这时天使出现了，对她说：“你可以见他5分钟。”母亲欢喜得眼泪流满双颊说：“快点，快点让我见他。”天使又说：“你的孩子是个大人，他已经30岁，你要看他30年中的哪5分钟呢？”母亲听了以后，一时也说不出来。'
天使说：“你愿意见到他英勇殉国的情景呢？还是他离开你参加军队的那一刻？你愿意见到他在学校时走上讲台接受奖品的那一天，抑或是他还是婴儿在你怀中的时候？”母亲的眼神开始闪亮，她一字一句地告诉天使：“这些我都不要。我要的是那一天，他从院子里跑进来，要我饶恕他的顽皮。他年纪那么小，却那么不开心，满脸污泥，眼泪直淌。他扑向我的怀里，几乎把我撞倒。”
母亲最愿意见到的，是孩子最需要她的时刻。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4期P42
感动，叩问我们的心灵
作者：曹静
白芳礼是以为非常普通的老人，和许多从旧社会闯荡过来的老人一辈人经历相似。13岁时，他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到天津。为了糊口，他每天起早贪黑蹬三轮车，受尽了欺凌吃尽了苦。新中国成立后，穷苦百姓翻身当了主人，白芳礼成了一名运输工人，一直干到了退休。
1986年，老人已经73岁了，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虽不富裕，但也不愁吃穿。然而，一次回老家河北沧县的经历，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大白天，白芳礼看到一群孩子在村里跑来跑去。他惊讶地问：“你们怎么不上学啊？”得到的回答是“没钱”。
顿时，白芳礼的心底泛起了苦味－－自己从旧社会打滚过来，因为穷，上不起学，吃够了没文化的苦。而现在，这些孩子就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一连几个晚上，白芳礼翻来覆去，没睡过一个好觉。
几天后，他把女儿们叫到一起，宣布要把自己攒下来的5000元钱捐给老家的小学。
女儿们一下愣住了－－几十年来，老人节衣缩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现在好不容易存了点钱，不就盼着享享清福、安度晚年吗？况且，5000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老头的倔脾气发作了，他手一挥：“我决定的事，你们谁也甭管。谁要不同意，我就跟谁断绝关系。”
就这样，老人一意孤行，捧着钱来到学校。
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校长掂量出了这捐款的分量，怎么也不肯收：“孩子们需要钱，是不假。可这是您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我们怎么好意思收？”
可是，白芳礼满心满眼里都只有那些失学的孩子。他四处奔走，托亲戚、邻居、向校长“说情”，最终说动了校长。
乡情们说：捐了钱，还千方百计求人家手下捐款的事，真实闻所未闻。他们打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匾额，送到了白芳礼家。
回到天津，白芳礼把搁置了几年的三轮车重新推了出来，除锈、上油、随后宣布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决定－－74岁的他要重操蹬三轮车的旧业，把劳动所得捐给社会。
女儿们的反对更加强烈了。老人说：“我自己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别管。孝顺孝顺，你们就应该以孝为顺吧。”
于是，天津的街头出现了一辆牌号为“北站出租37号”的三轮车，大街小巷也出现了这样一个苍老的蹬车人：他低着头，痀偻着身子，一条毛巾搭在瘦弱的肩头不停地蹬车。
每天早晨六七点，天蒙蒙亮，白芳礼起床，咬几个馒头，推三轮车上火车站，知道晚上八九点钟才到家。
冬天，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老人裹一件破破烂烂的军大衣，不是在火车站广场的寒风中等客，就是在街头顶着风奋力地蹬车；天气炎热的夏天，特别耗体力，老人累了就在三轮车上打个盹儿，也不管苍蝇爬，蚊子叮。
有天晚上，知道十二点老人还没回家。儿子、女儿分赴火车东站、西站找人，就是不见他的影子。第二日一早，老人才回家。原来他来了近一吨的货，连夜赶到了五十多里外的杨村，一宿没睡。“七十多岁的人了，不要命了？”家人的埋怨兜头上来，老人笑了笑，啥也没说。
从1987年到1994年，连续七年，无论刮风下雨，白芳礼蹬三轮没有休息过一天。他不光周六、周日照常出门；逢“五一”“十一”，火车站客人多，他更舍不得休息；就连除夕夜、大年初一，他也照常出去蹬车。平时有个感冒、发烧，家里人都劝他休息，他却说：“没事，出身汗就好了。”
他克勤节俭、不抽烟、出喝酒，从头到脚都是捡来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经常是馒头家凉水，常常一个多月不沾肉味，有时候饭菜馊了坏了都吃。他惟一的“爱好”，就是辛苦一天后，坐在灯下，将赚来的纸票一张张摊开，硬币一枚枚点清，一笔一画地记在小本子上－－本子上一页页记载着；一般每天只能赚二三十元；最多的一次也就赚了五六十元。
对捐钱的事，老人心里有本帐：1997年，天津要举办世乒赛，老人捐了一笔钱－－咱是东道主，得捐；过了一阵，得知附近中学的藏族学生多，其中不少都是贫困生，白芳礼就把钱捐到那儿去了；教育得从娃娃抓起，后一次的款就捐个了某个小学；后来老人得知大学里贫困生也很多，1995年以后，白芳礼就集中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捐。
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捐款那会儿，有的学校连个捐款证书都没给，有的手下钱后就写一张条。白芳礼一句话也不多说，捐完就走。时间久了，他自己也忘了曾给哪里捐过多少。资助贫困大学生，他更不会问学校，自己的钱帮过哪几个学生，也不希望受助的学生知道自己的名字。老人说：“我不图什么，只要他们好好做人，为国家作贡献，就可以了。”
20世纪910年代，有些学校开始举行捐献仪式、开座谈会。慈善捐助着不是公司老板就是白领，他们大多三四十岁，衣着挺括。只有白芳礼一个白发苍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