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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的确确是我的母亲；她来接我回家了！我又可以回到自己那个充满温暖的家了！我又可以见到我的父母姐弟了！我心中一阵狂喜；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力量；发疯似的冲向那盏灯。
当我冲到母亲面前时；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那一瞬间；我注意到母亲看上去十分狼狈：一身朴素的家常衣服上挂了两道很显眼的口子；平时梳理得很整齐的发譬也散落下来；右半边脸上还有一道血口子。
我哽咽着扑到她怀里问：“娘；你这是怎么了？”
母亲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说：“唉；终究是年岁不饶人啊；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这一整天我都在野地里乱撞；结果一脚踩空；滚到山坡下去了。”
我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淌；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母亲八岁那年害过一场病；她的视力很弱； 即使是在白天；她也只能看到很短距离内的东西。
那个冬夜；握在母亲手里的那盏灯照亮了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也照亮了一个十二岁孩子的心路。在以后的日子；我常常想起那盏灯；那盏泛着桶黄色光芒的马蹄灯！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9期P26
中国有多少渴望的“大眼睛”
舒 婕
15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深入大别山区采访希望工程；在众多的泥孩子中发现了一双闪亮的“大眼睛”；拍下《我要读书》这张极具感染力的照片；正是这双渴望知识的“大眼睛”刺痛了国人的心；也引起了更多人对我国希望工程的关注。
事实上；中国除了渴望读书的“大眼睛”；还有许许多多渴望治病的“大眼睛”、渴望救灾的“大眼睛”、渴望生存的“大眼睛”
上不上学：贫困生“抓阄”
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杨英芳的父亲、53岁的杨育祥去年只挣到了1000元人民币；而两个孩子的学费则需每人800元。他决定每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各带走500元；所欠的钱等庄稼收获之后再补上。但是在暑假的最后几天；儿子杨栋间接地向父亲表示；他想一次性交清学费。
一天中午；杨英芳一家干完农活从地里回来；炊烟袅袅升起；村庄和往常一样安详。杨育祥手里捏着两个纸团；把两个端着碗吃饭的孩子叫到面前；面无表情地说：“现在没钱；只能一个上学；抓上有字的就把钱（学费）交了。没抓上的就等到土豆收了之后再交（学费）。”但是谁都知道，这“以后再交学费”很可能意味着再没机会走进学堂。
弟弟杨栋表示自己不抓；并说姐姐不读了，他也就不读书了。杨英芳则坚持把弟弟的学费先交上；自己的欠下；也不愿意抓。杨育祥夫妇俩已硬下心来让杨栋去读书。但两个孩子都不抓；眼看计划无法继续；杨育祥不得不强带微笑说：“你们俩抓一下；开个玩笑。”并把手伸向了女儿杨英芳的一边。原来他手里的两个纸团都是空白的。看到父亲如此坚决；杨英芳随意拿过一个纸团；打开一看；纸上什么都没有；她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夫妻俩相对无语；离开了房间。
像杨英芳家这样上不起学的家庭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目前；正是高考录取时期；因贫困上不起大学的事情也正在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截至2005年8月；全国有贫困大学生405万人。各项调查表明：70％以上贫困大学生来自农村；西部省份贫困大学生比例较高；民族院校以及农林、地质、石油、冶金等艰苦行业高校的贫困生人数较多；农村特困生无力缴纳学费及购置必要的学习用品；农村特困生的日常生活没有经济保障；生活费难以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伙食标准；贫困生的心理压力问题普遍存在。
“我不想因为20万元放弃生命”
2005年1月；山西芮城25岁的刘利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这种病大约需要20万元的手术费；这对于一个从山区出来的年轻人；无疑是一笔巨款。后来；湖北的一家媒体免费给刘利作了一个广告；他那近乎绝望的呼唤撕人心肺：“我这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早期手术成活率为95％；2005年是我关键的一年；错过了我将无缘尘世。我不想因为这20万而放弃生命”
事实上；刘利的境遇折射出了当前我国重大疾病救助的一个困境。以白血病为例；根据红十字会的数据；中国目前至少有400万白血病患者；每年还在以三四万人的速度增加。其中有许多患者；因为担负不起高额的医疗费而放弃了治疗。而这些白血病患者中；和刘利一样向社会寻求救助的人不在少数。记者在网上进行检索；发现与白血病求救有关的网页有3万多个。
“母亲水窖”，生命之泉
没到过西北干旱地区的人；的确很难想象吃水难；会难到什么程度。在甘肃永靖县杨塔乡松树湾村泉水社；由于妈妈有病生活不能自理；爸爸为了医治妈妈的病外出打工挣钱；12岁的小女孩翠翠从未上过学。泉水社没有泉水；为了生活；她必须到1公里外、位于山谷底部的泉眼去打水。12岁；在城里还是天真烂漫、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而翠翠却过早地体验了生活的艰辛。
“水在这里就代表着生命。由于地下水是咸的；打出的水不能浇地。要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唯一的途径就是每户修建水窖实施雨水集蓄利用工程。”会宁县委书记常守远告诉记者。
修建一口水窖仅仅需要1000元。对有些人来说；1000元钱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在干旱的农村却意义非凡。1000元就可以解决西部干旱地区一家人全年的饮水困难。正像村民们说的那样：“水窖‘攒水’就是攒金子；关键时候救庄稼；救牲口；救人呐！”而目前；会宁县还需要20万口水窖。
千万“大眼睛”凝视着我们
据民间有关调查公司数据显示；在北京星巴克一杯咖啡要25元；在贫困山区；这是一个中学生半个月的伙食费；在北京钱柜KTV一个小包厢要185元；在贫困山区；这可以资助一个孩子读完一年的小学课程。捐款10万元可资助改造危旧校舍；捐款20万元可援建一所希望小学。
目前；中国需要救助的群体和个人；数目之庞大；令人忧心。“目前中国除每年有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以外；还有75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各种形式的救助和帮助。”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介绍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9期P18
庄严的距离
陈小波
摄影者大多能把卡帕的名言放在心上：“拍的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
但当我看到一群摄影师的相机几乎抵到匍匐前行的朝圣者的鼻子时，当我看到少年和他的母亲为自己的房子与亲人被洪水冲走而痛不欲生，摄影者还在朝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时，突然发现卡帕的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被拍摄对象行庄严之事和过度伤悲的场合，摄影者绝不能离得太近…因为那是一种庄严的距离！
《最后的葬礼》节制地令人尊敬
凯西少尉的身体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成碎片，他的妻子凯瑟林怀着孕来和他告别。在丈夫葬礼的前一夜，凯瑟林坚持睡在棺木旁，与丈夫共同度过最后一夜。手提电脑中播放的是她和丈夫在婚礼上听过的歌曲。
《落基山新闻》的托德·海勒斯拍摄的《最后的葬礼》获得2006年度普利策专题新闻摄影奖。获奖理由是：“他拍摄的在伊拉克战场中牺牲的科罗拉多州海军陆战队队员葬礼的照片令人久久不能忘怀，使人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
摄影者不需要靠别人的悲哀和疼痛生存。我们面前《最后的葬礼》拍的安详肃穆，和我们见到的灾难性的照片完全不同的是，摄影者躲在镜头后面，以庄严的距离和凯瑟林一同呼吸与悲伤，一同寻觅凯西少尉的精神踪迹。镜头不逼近不侵犯，却节制得令人尊敬。再大的苦痛再大的情感在这里都靠节制均衡着。
在这里，节制成为美德。
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
今年三月在美国举行的“休斯敦摄影节”上，有一个展览只展出了一张照片，就是1994年普利策摄影大奖得主凯文·卡特的那张《非洲小女孩》。展厅中间的屏幕一直在播着国际摄影界这个著名悲剧的始末。非洲大饥荒时，凯文·卡特拍下了一个挣扎在去救济站路上的小女孩，一只秃鹫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已经走在死亡线的孩子。
这幅照片让全世界的目光开始关注非洲难民，也让凯文·卡特一夜成名。随之而来的是卡特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与质疑，甚至他的朋友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他辩解到：“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我拍下这张照片后，上前赶走了秃鹫，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枝烟，呼喊着上帝的名字大哭起来。”几个月后，33岁的卡特无法承受双重压力，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摄影者既因为捕捉了人类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同时也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困惑痛苦。新闻业越来越面临着哲学与理智的挑战，所以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着。灾难时刻需要摄影者的记录。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新闻摄影者的责任和一个人的责任纠缠不清。
我以为，在所有的灾难场合，人的属性当超越职业的属性…人的属性就是人道与良知。
有多少摄影师有叩问良知的愿望与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