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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面颊和胸膛凹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他完全不像别的孩子，倒像他那把刚刚能发出一点声音的用薄木板做的小提琴，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差点饿死了。因为他常常只能靠吃生胡萝卜和占有一把小提琴的愿望来过活。
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
庄院里的仆人有一把小提琴，他有时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拉起来，以博得女仆的欢心，杨科常匍匐在牛旁丛中，尽量接近饭厅那敞开的大门，以便很好地看看小提琴，它正好挂在门对面的墙上。这当儿，孩子通过眼神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了小提琴，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他最最珍爱的东西，也是他无法得到的一件圣物，甚至连模一摸都不配。可是他又非常渴望得到它，哪怕在手中摸一摸，或者在近边饱看一顿也好……这颗可怜的小小的农家孩子的心，被这种欲望激动得颤抖起来。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些人要对他干什么。为什么要审讯这样一个只有10岁刚能站立起来的可怜孩子呢？难道要把他关进监牢还是怎么的？对于孩子应该有点侧隐之心啊！让巡夜人把他带到一边，打他几棍子，叫他第二次不敢再偷就行了。
那是当然的！
他们把巡夜人斯塔赫叫来：
“你把他带走，给他一顿教训。”
斯塔赫点了点他那愚蠢而粗笨的头，把杨科朝腋下一挟，像挟住一只小猫那样，把他带到谷仓里，这孩子不知是不懂事，还是吓坏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像小鸟那样望着。难道他会知道他们要怎样对付他吗？直到斯塔赫把他带进了谷仓，按倒在地上，掀起了他的衬衣，狠狠地打他的时候，杨科才喊叫起来：
“妈妈！”巡夜人每打他一下，他就“妈妈。妈妈”地叫了起来，可是他的叫声越来越低，越来越弱，直到最后孩子沉默下来，再也不能叫“妈妈”了……
可怜的被人摔破的小提琴啊！……“．
唉呀！这个愚蠢的坏家伙斯塔赫，哪有这样打孩子的？！况且这孩子又瘦又小，身体一直不好。
母亲赶来了，要带走儿子，可是她只好把他抱回家去了……第二天，杨科没有起来，第三天傍晚，他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棉布毯。
燕子在篱笆外的樱桃树上歌唱。太阳透过窗玻璃照了进来，把金色的阳光洒在孩子的乱发的头上和毫无血色的脸上。这阳光好像一条大道，这孩子的灵魂便沿着这大道渐渐地离去。至少在他死的一瞬间让他走在这条金光大道上，那也是件好事，因为他生前走的是一条荆棘小 路。这时候，干瘪的胸中还有呼吸，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倾听窗外传来的村子里的声音。因为是傍晚，割草回来的姑娘们唱起了《啊，在绿色草地上》这支歌，从溪水那边也传来了阵阵笛声。这是杨科最后一次在听村里的音乐丁。在他身旁的棉布毯上放着脚把薄木板做的提琴。
垂死的杨科脸上忽然发光了，从他苍白的嘴唇里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妈妈！”
“什么呀，我的儿子？”母亲噙着泪水回答。
“妈妈，在天堂那里，上帝会给我二把真正的小提琴吗？”
“会给你的！孩子，会给的！”母亲回答说；她再也不能说下去了，因为从她那结实的胸中突然进发出郁积的悲痛，她只能呻吟地哼着：“啊，耶稣！耶稣！”她伏倒在箱子上像发了疯似地号陶大哭起来，就像一个人眼看自己心爱的人被死神抓起而又无法救援。
她并没有救出他来，当她抬起头来再看看她的儿子时，这位小提琴手的眼睛虽然仍旧睁着，但已经呆滞了。脸色肃穆、忧郁而僵硬，阳光也消失不见了。
安息吧，杨科！
第三天，地主夫妇从意大利回来了，同来的还有地主小姐和一个追求她的男青年。那青年说：
“意大利，多美的国家呀！”
“那是一个艺术家荟聚的民族。在那里，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发现和保护，那真是幸运！”小姐补充道。
白杨树在杨科的坟上蔌簌地响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8期P30
在瑞士撞车以后
田玉德
瑞士首都伯尔是一座静谧安详的袖珍城市，花香鸟语、丽日清风。8月里的“熊城”正值盛夏，烈日炎炎，骄阳似火。
上午9时许，我驾车去卢塞恩办事，它是瑞士中部的一个城市。从驻地驶出几分钟便上了高速公路，我心情舒畅地驾驶着MAZDA323L，并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公路两边美丽的异国风光。和英国、德国等国家一样，瑞士也是左侧行驶。据说这是因为右为上，应让给对方，左为下，则留给自己，以此表示谦让有礼。
当驾车行驶到岗尼德格大桥附近时，看到左前方高空蓝色提示路牌，我意识到该驶入普通公路了。我降低了车速，转过一个大弯，来到市区公路上。随之，又将时速提到90公里。
当车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时，正赶上绿灯即亮，我一踩油门，快速驶了过去。突然，我发现右边超车道上一辆黄色的又高又大、像是拉集装箱的货车快速跟上来，并挡住了我观察侧面来车的视线。这辆货车很快驶过，我万万没有料到，交叉方向一辆白色轿车也在快速驶来，一场横祸正向我逼近。
当我发现并骤然意识到应紧急刹车时，已来不及了。随着我“哎呀”一声短促而惊恐的呼叫，我的车径直向那辆横向驶来的车撞去。当时，我的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随即一片空白，绝望掩盖了恐惧。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的左侧车头撞在了那辆轿车的车身处，我只觉得头重重地撞在了挡风玻璃上，挡风玻璃顿时开了花，碎片刺破了我的前额。我感到一阵疼痛，继而似乎觉得有条虫子从头上慢慢地爬到脸上。我一摸前额，竟然满手是血，还闻到一股腥味。
我感到了异常的恐惧，僵僵地坐在座位上。
稍顷，我掏出手帕，擦擦脸上的血，用力压了压车门把手，车门竟然打开了。我吃力地抬起右腿，迈到了地下，又挪动左腿，终于站到了车门旁边。
我定了定神，这才看清，那辆车上坐着三位女士。开车的是位年纪稍大的女士，由于惊吓，她面如土色，混身颤抖不停。她的身边是位年轻的小姐。后面还坐着一位女士。
这时我看到，她们的车门凹陷，车体变形。我的车左侧车头撞瘪，车灯粉碎，车内淌了油。
我走近那辆车，和那位开车的女士面面相觑。
一会儿，我打破了沉默，轻声地问：“伤了没有？”那位开车的女士才如梦初醒，两只胳膊伏在方向盘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我突然发现她的左臂衬衫红了一片，慌忙中我把那块带血的手帕递给了她：“真对不起。”“不要紧的”，她摇头哽咽着说。
说也怪，平时在瑞士的大街上很难看到交通警察，但在我们的事故发生后几分钟，一辆面包警车就来了，真是兵从天降。
一位年轻的高个子警官走下来，向我们走来。他穿着短袖的自制服，深色的裤子，腰间挂着手枪，连同那醒目的警徽、肩章，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按照国内处理交通违章肇事的惯例，我准备乖乖地“就擒”，但心脏跳动的频率却不由自主地阵阵加快。
这位年轻的警官走到我面前，微笑地问了声“您好”，礼貌地同我握握手，并自我介绍他叫法比安。短短的两句话，立即减轻了我的恐惧与不安。
法比安警官看了看我和车，又走到那辆车前，向女士们问好，并看了看她们的车，随后，他返回警车，取来了药品和绷带，要为我包扎头部伤口。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发生了交通事故明明是我也有责任，而这位警官却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讲，反而热情友好地相待，继而马上为我包扎伤口。惊吓之后的感激使我热泪含在眼眶里。“谢谢您，请为那位女士包扎吧”，我动情地说，“我只是划破了头皮”。法比安警官走到女士车前，女士伸出胳膊，他用药品擦了又擦，随后十分迅速认真地包扎起来。看着他那熟练的动作，我的心里充满了敬意。
约七八分钟后，又有一辆警车、一辆消防车、一辆拖车开来了。从车身标记看，都是卢塞恩警察局的。
从几辆车上下来的警官都迅速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他们在地面上立起了米黄色的木桩，把肇事区隔离开来，拉尺测量，记录画图。法比安警官则与我和那位女士谈话，填写事故调查表。
现场测量完后，警官们马上用拖车将两辆肇事车拉出了路面，停放到路边的草坪上。
肇事车拉出现场后，警官们竞和清扫人员一起动手打扫起肇事现场来，很快，路面又干干净净了。
法比安说：“根据现场调查，这次事故你们二人都有责任。女士在红灯即亮时快速抢开过去，属于明显违章，先生您虽然在主行道上行驶，但在市区普通路上车速过快以至躲闪不及。刚才我已通过计算机查询，你们二人的车辆均已保险，而且都是公司用车，因此我现在负责将你们的车送到保险公司修理。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那位女士马上表示“同意。”我原想争辩一下，但看到警官那诚恳的态度，女士那祈求的样子，也只好同意了，因为我毕竟也有责任。
法比安笑着问：“先拉谁的车？”
女士说：“这次事故我责任大些，这位先生已经很照顾了，先拉他的车吧！”
“Lady first（女士优先），”我忙说，“还是先拉她的车吧！”
“好，咱们就来个女士优先。”法比安警官笑着对我说，“请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两辆车先后被送到了保险公司修理厂。我是坐着法比安的警车来到修理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