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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让佘祥林有些失控，他突然对父亲说：“我不想要这么多钱，不想住新房子！”
一向性格坚毅的父亲深深垂下了头，用鸭舌帽遮住眼睛，坐在那里，足足20分钟没说话。佘祥林似乎看到了父亲的眼泪，并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悔恨。
破坏节日气氛的不仅是感伤之情。外面鞭炮声噼啪作响，佘家人流不断，但不是亲友和乡邻。这些不请自来的造访者，或要求采访，或请求佘祥林帮助申冤。
出狱后，接待造访者几乎成了佘祥林生活的全部。不忍拒绝别人的他成了“媒体明星”，并给外界以理智、达观甚至幽默的印象。但人们显然忘记，每一次造访事实上只会再次撕开佘祥林试图忘却的伤口。
该结束了，佘祥林对自己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必须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经朋友帮忙牵线，女儿华容获得在宜昌某学校免费求学的机会。想“与女儿一起成长”的佘祥林匆匆搬去了宜昌，甚至连兄弟佘锁林和佘梅林也未提前告诉。
他和华容都不想再被打扰。他换了手机号码，也只告诉了最亲近的几个人。
然而，相对的安宁只维持了三五天，就有河南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诧异的他忍不住一再追问：“你们从哪搞到了我的号码？”更多的采访电话在愚人节前后不期而至——去年的4月1日是他出狱之日。
佘祥林转而死守下一个秘密——新家的地址，坚决拒绝任何记者到家参观的请求。他只说自己租了一处房子，同时吃力地描述那个房子光线的幽暗，摆设的杂乱，家具的寒酸，以致不好意思接待客人。
事实上，佘祥林已在这座城市有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家，客厅宽敞，装修时尚。可惜，缺乏提防之心的佘祥林还是不小心泄露了秘密。4月初的一天，当他赶回家中，发现不请自来的客人已经坐在客厅里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人们好象戴上了面具
“我得去买一副太阳镜。”4月6日下午，走在宜昌闹市的佘祥林做出一个决定。商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不很强烈的阳光，但这已让他的眼睛感到不适。11年的牢狱生涯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尽管经过治疗，他的视力依然只有0。1。
这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理由。内心深处，佘祥林更怕随时会有行人认出自己，他不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
当他还在雁门口镇时，佘祥林通常一个星期不下楼，偶尔出去就戴上一顶黑色棒球帽；如今，他的头发已长到能遮住前额，于是试着摘掉棒球帽，只是依然还是急匆匆地走路，尽量不和同一小区的住户搭讪，也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吃饭都特意选择小餐馆。
在胜利四路的一家私营眼镜店里，佘祥林看中了一副偏光太阳镜，他问了价格，只是不知道怎么鉴别镜子的货色，怎么讨价还价，眼镜被他几次拿起又放下。“唉，买不好，明天叫一个朋友来帮我买吧。”
就要走出去了，他忽又折返：“算了，还是买了吧。”他按照老板开出的价格掏了钱。
在宜昌，佘祥林还是有一些朋友的，其中《三峡晚报》的编辑秦发在华容求学和买房上帮了大忙，是佘祥林最为信任的人，经由秦发，佘祥林又认识了当地不同职业的一些朋友。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佘祥林都渴望着朋友的指点，但他很快发现，朋友们不会事无巨细地教他，他们担心这有伤他的自尊。
其实，在这些事情上佘祥林没那么敏感，他明白自己被社会丢下了，必须追赶。
去年到广州治疗眼疾，佘祥林第一次坐地铁，他先悄悄站在一边，看别人怎么买票，怎么投币。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他过去一年的收获还包括：学会了使用电话卡，学会了播放影碟机……
“我还知道了现在的人怎么送礼。”佘祥林说的是去年下半年的经历。
雁门口镇上，一个做食品代理生意的朋友请佘祥林去“帮忙”，实际是想让他熟悉社会。在朋友那里，佘祥林见到一种“提货卡”，名片大小，背面一般都打印着三四种商品的名字，名烟、名酒、名茶等等。对于“提货卡”，佘祥林琢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从朋友那得到答案——这是餐厅等店铺的老板“回馈”公款消费的老客户的。“你以为现在送礼还像以前那样，拎着大包小包串门啊。”朋友笑着说。
“这张卡片能做什么，要是不问，累死我也想不出来。”佘祥林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继而又悲观起来：还会有多少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啊？
2005年7月，湖北京山县的一家大型超市里，佘祥林选了一罐八宝粥，直接掏出钱递给旁边的导购小姐，要求结账。
导购小姐乐了，很显然，现在没人这么开玩笑了。“先生，请到那边收银台交钱。”
“谢谢。”佘祥林的神态毫无戏谑成分，“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进超市。”
染着棕色长发的导购小姐依旧将信将疑。他的遭遇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面前这位男子，从1994年直接来到了2005年。
“数码相机，以前没见过；雁门口这么小的镇子，居然那么多桑塔纳了；以前一两块钱一包的烟，现在卖到十几块了……”世界呈现给佘祥林的是一个熟悉与陌生的混合体，这使他感伤与焦虑多过了新奇感。
一年里，他对这个新世界的观感是，好处坏处都有，“但是坏处好像多一些。”物价涨了，污染严重了。以前练功习武的一片片天然堰塘现在都干涸了，如同自己再也不会流泪的眼睛，“人工的鱼池倒不少，什么都是人工的。”他表达着遗憾。
而人心也更复杂了。2005年9月国家赔偿落实后，他二哥佘锁林曾经这么说他：“你要是去市场做生意，能顺便把自己也卖了。”
令他愤怒的是，那段日子里他总能在电视节目里听到有人这么评论：他（佘祥林）这也算因祸得福了。同样的论调也不时出现在街坊的谈话中。有时他总想回敬一句：那咱们换一下，你去享这份福？
“人们以为我得了这么多钱，可以重建生活了。但是，钱能买回母亲的生命吗？能给我社会经验吗？”说起这些，佘祥林有些激动。
一些陌生的或是半生不熟的人开始找到他，有的拉他一起投资工程项目，有的说手里有专利技术想转让。一些好心的亲友就提醒佘祥林要有戒心，他们向他描绘“现在的社会”：表面对你堆着笑脸的人，腰里可能揣着刀子。
“这些我还要慢慢体会，我现在能感觉到不对劲的，就是人们好像都戴上了面具。”佘祥林说。
比适应监狱还要难
华容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陪伴父亲。找到共同关心的话题并非易事，于是他们有时会一起看电视，看影碟，在其间找到一些交流机会。某个周末的晚上，父女俩坐在客厅一起看一部著名的监狱题材的美国大片——英语对白的《肖申克的救赎》，它讲述一个银行家蒙受杀妻之冤，用了19年时间掏开一条悠长的暗道，重返自由世界。片子是一位记者朋友特意给佘祥林寄来的。佘祥林眼睛不好，电视画面勉强看得清，字幕却是一片模糊。
华容有时会给他讲解影片对白。他告诉女儿：“你不用讲，全都看得明白，我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影片中有一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坐了50年的牢，对重返社会深怀恐惧，获得假释后，他甚至无法适应最简单的工作和生活，只能在一家小旅馆的房梁上凄惨地自缢，以求解脱。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佘祥林的心。
看完《肖申克的救赎》，佘祥林家整整一天都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中，这是一年来未曾有过的。
华容今年19岁，身材瘦小，言语不多。因为家庭悲剧的压力，她15岁就中途辍学，南下广东打工。女儿是懂事的，佘祥林看得出，从自己出狱那天起，已经七八年没见的华容就在努力营造一些亲热的气息。然而，11年脱离社会的狱中生活，已很难让这位父亲跟上年轻女儿的思维。
华容曾经染过红头发，在佘祥林的反对下染回了黑色；她喜欢韩国的青春剧，是超女的粉丝，而她的父亲只知道“超女”这个字眼，甚至都叫不出李宇春的名字。
父女俩都刻意避免回到过去，“她不问我监狱的事，我也没问过她打工的事。”
华容对父亲的评价是：从心态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孩子。
28岁到39岁，佘祥林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他说那是自己的黄金年龄。11年里，国家不可能停下来等待一个蒙受了冤屈的囚犯，相反，佘祥林出狱后发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 说起过去一年的处境，一字一顿地用四个字来概括：举步维艰。“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
28岁到39岁，佘祥林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他说那是自己的黄金年龄。11年里，国家不可能停下来等待一个蒙受了冤屈的囚犯，相反，佘祥林出狱后发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
“我这一生，怎么遇到的都是急转弯。”佘祥林时常陷入这样对命运的诘问。
适应自己的“罪犯”身份，这是他所经历的第一次“急转弯”。
在监狱里，对于自己的冤情，佘祥林只是私下和一个比较要好的狱友说过。“平时怎么可能和别人说，谁会相信啊？你必须把自己当作罪犯。”按规定，犯人每个月都要写一两份思想汇报。汇报的内容，无非是表达自己认罪服法、认真改造的态度。
佘祥林后来告诉朋友，写那些思想汇报的时候，他有时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