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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整年时间，我一直躺在床上练垫上运动。腿从毫无知觉地被医生扶着抬起，到自己一点一点地抬，最后居然达到了９０度角！晚上我就练站。我先扶着轮椅“站”，然后让妈妈的膝盖顶着我的膝盖“站”。终于可以站一秒钟了、站三秒钟了、站五秒钟了、站十秒钟了，最后能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了……能站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能走。我是借助推步行器练走的。我扶着墙根站起后，大腿带着小腿和脚板，居然晃悠悠地往前蹭了一步！我妈妈激动地跑过来，抱着我喜极而泣！这是空难两年后，我迈出的第一步！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为了给儿子恢复记忆，我们就每天教他背英语单词。一个记住了，两个记住了，慢慢地很多单词都记住了。这医院里的医生都是高才生，都会英语，他们就成了孩子的业余辅导老师，每天都用英语跟孩子对话。孩子在学习中的确找到了乐趣，找回了信心，白天病房里人多，他就滑着轮椅到外面去看书，晚上趴在床上继续学。就这样，他在五年里学完了高中的所有课程，熟练地掌握了电脑，并能十分流利地与外宾对话！
１９９８年，他以全世界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所世界红十字协会主办的、闻名世界的大学，只在８６个国家招生，一个国家只招一人！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１９９７年初，挪威的松娅王后访问中国时，参观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参观了博爱医院后，她表示，愿意为中国的残疾事业培养一名人才。王后是个言而有信的人。８月，考试通知就贴在博爱医院的大门口了。要求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英语达到中级、会电脑、生活能自理的肢残学生。
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我和其他三位脱颖而出。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一位是荣获北京十佳残疾青年的中考生，一位是应届高中生。四人中，我年纪最小，伤残最重。
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但不知为什么，我那几天感觉特别好，特别自信，我就认为非我莫属。结果我被录取了。
学院里有三个残疾学生，我是最严重的。由于脑挫伤和三次大的麻醉手术，我的记忆力明显低于其他同学。但我不气馁。我是这个学院在中国招的第一个学生，我不能给我的国家和人民丢脸！
通过三个月的不懈努力，我完全适应了英语环境，听懂了老师的课程。我的作业和论文总是全班最好的。
因为我是残疾人，我深知残疾人的苦处，我到了世界红十字会最好的学校，我就要为跟我一样命运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在我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在学院和挪威红十字总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学院成立了红十字小组，院长托尼·马康亲任组长，我是负责人之一。
我之所以要这么努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进学院的第一天，就没有看到我们祖国的国旗。因为以前世界联合学院只招８０个国家的学生，只有８０根旗杆，中国是第８６个招生国，所以没有中国的国旗。当我的心血和成绩得到了同学和院长的肯定后，我就走进了院长办公室。
我说：“尊敬的院长先生，我是代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来这里学习的，可学院没有一面我们国家的国旗挂在这里，我请求学院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院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定制了一面中国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就高高悬挂在学院的上空了。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第一次见到尊敬的挪威松娅王后是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三点。
１９９８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我作为学院惟一的学生而荣幸地收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邀请函。参加颁奖会的是世界各国的政要，比如英国首相、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松娅王后等。我被安排在大厅左侧第二排就座。我能清晰地看到国王和王后的亲切面容。
其实我一个多月前就从院长口中得知王后要接见我的消息。一个多月前，院长在跟王后汇报工作时，专门汇报了我的表现。王后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接见我。
下午三点，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准时来到了挪威王宫。按规定，我走在最前面。一同前去的还有中国残联一行七人，有我的导师斯坦·海洛先生以及挪威国家电视台的两名记者。
王后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你在学校一切都好吗？你的学校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祝贺你！”
我高兴地说：“我在学校很好，感谢松娅王后对我的关心。”后来王后来我们学院视察时，我作为她邀请的客人，又一路陪同。她还执意参观了我的宿舍，了解我的生活起居。席间，她特意要我坐在她旁边。说到世界第３６届Ｒｉｄｄｅｒｅｎｎｅｔ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时，因为在这次比赛中，我得到了奥林匹克两项赛青年组金牌和十公里越野比赛金牌，她问：“你练了多久？”我说只做一个星期的赛前训练时，她的眼睛放出了灿烂而动人的光芒。她说：“你真了不起！只训练一周就拿了三块金牌，如果你训练一年的话，我们的金牌都不够你拿了！”后来拍摄以我的自传为蓝本的电视剧《撑起生命的蓝天》时，松娅王后和国王又在百忙中，亲自出演。松娅王后对我的厚爱与关怀，成了家喻户晓的动人佳话，挪威的大小媒体对此都进行了宣传。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7期林中的小木屋作者：朱莉。加蒙 ○ 罗雪梅 编译像里克和我这样的老夫妻，早已习惯一成不变的生活。
就拿周日的晚上来说吧。大约在七点半，里克的小吨位货车就会轰隆隆地出现在车道上。他在店里干了长长的一天，回来时我们１２岁的儿子托马斯和我早已吃过晚饭（我们有３个孩子，只有小儿子托马斯还在我们身边）。里克的晚餐在微波炉里。他会走进来，吻我一下，然后去洗脸洗手，我会把他的盘子摆放到桌上。他简单而迅速地说几句饭前祷告，然后开始狼吞虎咽。之后，我洗碗，他看电视，我们或许会聊一聊儿子的事。其他时候，我们没什么话可说。丈夫是那种身强力壮而又沉默寡言的人。
“我认识的一个人在森林里有一块地产。”１１月的一个晚上，在吃饭时里克说道，“你应该去看看，很美的一个地方。”
“看它干吗？”我问。我的手忙着清洗水池，我的大脑里想着刚才看的小说。或许，现在，在孩子们不太需要我的时候，我该开始写小说了，写作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们的小木屋！”
这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里克，你在说什么？”
“我们现在有一些钱，我们可以修——”
“我们已经有这么大的房子了。”房子离儿子的学校、教堂、里克的商店都很近。“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决定了那笔钱的用途。”它是我祖父母给我的一小笔遗产。“我们要把它存起来，作为儿子上大学的学费，记得吗？”
“一条小溪从那片土地上渡过。托马斯会喜欢的。”里克继续说道，就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只要想想，朱莉，我们自己的森林小木屋……就像我们一直梦想的那样。”
“噢，里克，”确实，他过去常买些有关原木房屋的杂志，但它们不过是在那儿积聚灰尘，直到我把它们扔了，“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谈木屋的事了，我甚至不知道你至今还在想着它。”
“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告诉你，亲爱的。”里克说道。他看了一眼表，“噢，体育节目开始了。”他把盘子放入水池。“晚餐不错。谢谢。”然后就去看电视了。
“我们的小木屋？”我一边洗盘子一边想，“就像我们一直梦想的？”我的思绪回到了从前。
那时，我１８岁，里克是否的男友，比我大一岁。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他带着我，骑着一辆摩托车进了森林，我紧紧地抱着他，感到既害怕又刺激。我们经过一个乡村木屋，我们停下来欣赏。“这就是家”里克握着我的手说，“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木屋……”
“我们可以坐在门廊上，把周围的美景尽收眼中。”我说话。里克一直坚信我们会生活在一起。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中，我也和他一样坚信我们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似乎对彼此非常了解。现在，我却不知道我丈夫在想什么，而他敢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他从来不问。
这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里克和我不像过去那样沟通了？我不知道。随着子女的到来，我们的责任加重了，我们的爱情被日常的琐事磨灭了——盘子、帐单、教堂的会议，还有孩子们的体育活动。
要沟通，我们必须交谈。里克不爱说话，所以我要主动。我洗完盘子，走进客厅，里克抬起头来。“关于木屋，”我说，“它并不像你以前修过的房子那么简单。”
“嘿，摆弄工具是我的强项。”他说。
“是，确实是，”我让步道，“但是……”
“只要跟我来，朱莉，看看那个地方。你会同意的……”
“好吧。”我勉强同意了。
那个周六，我们开车去了森林。那片土地在山胡桃林和松林之间。我在心里大致算了算，如果我们把所有积蓄用在这片地上，那么我们就得为修建房屋申请贷款。万一我们现在的房子卖不出去，我们能支付抵押费用和贷款吗？我甚至不敢去想修一个新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