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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一个湿雨而焦灼不安、黑夜透着荒谬的凌晨3时，我发现我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可能才应酬完，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随一个人迎面走来的——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在一个空荡荡的议堂里，半夜三更，这样谈文化，好像只有鬼在听。我心里在想，我知道，你以为我会谈雄伟的博物馆、华丽的音乐厅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时间，我会继续说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彻骨：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江南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会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何谓底蕴，不过就是，没有学问、不识字的也自然会知道的礼数，因为祖辈父辈代代相传，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形，这就是文化。农妇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她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对后世的影响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却是一致的。
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5期
什么是生活
（奥地利）埃里希·傅立特
马文韬 译
生活是我澡盆里的温暖的水
生活是我的嘴唇贴着你敞开的胸怀
生活是一腔愤怒对世界上的不平
只是温暖的水还不够
我要在水里戏耍
只是把嘴唇贴在你怀里还不够
我要把它亲吻
只是对不平发出愤怒还不够
我们要寻找根源
并采取行动
对付它
这才是生活
本文摘自《读者》2005第15期
世纪绝恋
作者：詹蒙
毕加索天价名画泪写世纪绝恋
２００４年５月５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粉红时期的代表作《手拿烟斗的男孩》以一亿四百万美金的天价成交。这个价位创造了世界名画拍卖史的最高记录，收藏界一片哗然，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立即成了世界媒体追踪的目标。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德国一位富商的辞世终于使得这位神秘收藏者浮出水面，直到这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那幅名画背后有一个凄美无比的爱情传奇……
“拿烟斗的男孩”相恋邻家女毕加索一生中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其中《手拿烟斗的男孩》是他走过蓝色忧郁时期进入了粉红时期的代表作。这个作品，被评论家誉为“具有达·芬奇《蒙娜丽莎》似的神秘，凡·高《加歇医生》似的忧郁的唯美之作。”随着毕加索名声鹊起，这幅画在巴黎几经转手，最后被德国的犹太巨富格奥尔格先生收藏。格奥尔格家族以经营瓷器、钟表起家，１９世纪初又涉及金融、股票和运输业，同时在莱茵河沿岸又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小斯帝夫·格奥尔格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单传，从小就受到了父亲精心栽培，才华过人。
格奥尔格先生有一世交好友，名叫里查·霍夫曼，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瓷器贸易商。他们两家在柏林斯冈艾弗德大街的住所紧挨在一起，霍夫曼先生的爱女贝蒂比斯帝夫小一岁，两人从小青梅竹马。
那时，斯帝夫一直把美丽又有些怯弱的美国女孩当做亲妹妹看待。从懂事以来，贝蒂一直以为她的兄长斯帝夫就是这幅《手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因为画中的少年与斯帝夫无论是相貌还是神态气质上太像了。直到贝蒂长到１２岁才从父亲的口中失望地得知，这画中少年与斯帝夫没有丝毫的关系。每当贝蒂有难言的请求时，她总会写一个留给哥哥的小纸条，把它贴在那幅《手拿烟斗的男孩》的背后。那时，斯帝夫最大的乐趣就是“检查”这幅画的背面，看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请求。有一次，为了满足贝蒂想去维也纳欣赏音乐会的愿望，１３岁的斯帝夫竟带着贝蒂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维也纳。结果，两个孩子在维也纳车站被格奥尔格先生派去的人“抓获”押回柏林，受到了父亲严厉的惩罚。贝蒂所画的第一幅素描就是手拿父亲的烟斗站在这幅画前的斯帝夫。１８岁时，贝蒂把自己的素描稿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斯帝夫，斯帝夫第一次吻了他心仪的女孩。
１９３５年初，战争的乌云已经笼罩着德国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开始把家族的大量艺术藏品和财产转移到瑞士，同时他力劝好友早日带家属到美国避难。但由于斯帝夫的母亲不愿离开故土而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
１９３７年１月，欧洲局部战场已经被开辟，而在柏林的犹太人更是被大批地送进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决定用重金购买英国护照，全家以英国侨民的身份逃出德国。但是，格奥尔格先生在紧要关头却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帝夫一人以难民的身份获得了英国某家庭养子的资格。
斯帝夫与贝蒂一家准备乘坐同一辆火车逃出德国，但是到了登车时才发现，斯帝夫的名字竟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的旅客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如何同军方交涉，斯帝夫还是没有被获准与贝蒂登上同一辆火车。无奈，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等着斯帝夫。
一对少年情侣在车站洒泪告别，贝蒂哭泣不止。斯帝夫更是柔肠寸断，但是他还是坚强地安慰他的小妹妹。火车渐行渐远，斯帝夫把右手贴在了前胸，示意贝蒂无论发生什么，他的心都永远跟她在一起。
可是，第二辆火车没有开出柏林。
大使夫人泪沾传奇名画回到美国后的霍夫曼一家在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变化，担心着好友一家的命运。战后，霍夫曼与女儿马上奔赴德国，开始了寻找格奥尔格一家的艰难旅程。父女俩几乎走遍了德国境内所有犹太人安置点，最后，他们在德国政府的公文中正式获知，格奥尔格家族中除了少数几个逃到非洲的零散成员外，其他成员无一逃脱魔掌。
贝蒂再次带着破碎的心离开了德国，并且发誓将永远不再踏入故土。为了抚平心灵上的创痛，她于１９４９年嫁给了长她６岁的约克·格鲁尼，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优秀青年。
１９５０年，贝蒂跟随新婚的丈夫，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再次回到欧洲，贝蒂感慨万千，她无法忘记自己曾经在伦敦火车站为了等待斯帝夫的到来，不吃不喝地站了几天几夜。而今，自己与初恋情人已是阴阳相隔。深知妻子心事的丈夫告诉她一个消息，最近苏富比拍卖行正在举行拍卖，有许多犹太人为了筹备战后重整旗鼓的资金，正把家族祖传的艺术藏品奉出拍卖。格奥尔格家族是德国著名的巨富，艺术藏品甚丰，贝蒂也许能在那里碰上格奥尔格家族的成员呢。这样，她也许可以知道斯帝夫在集中营里的一些情况，也许能找回一些斯帝夫的遗物。
得知这个消息后，贝蒂马上到了拍卖会现场。可是她并没有得到任何斯帝夫的消息。正当贝蒂准备回家的时候，她忽然惊异地听到了一幅画的名字：“毕加索《手拿烟斗的男孩》，曾经的所属人不详，是盟军从德国缴获的战利品，一万美金起价，所筹款额将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