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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我记得他有两个习惯动作：一是“敬惜字纸”，看到屋里任何一片有字迹的纸片都要小心翼翼拣起来；二是每次解手后都要把双手团在胸前吹口气，说是能解晦气，交好运。印象中他好像从未生气，寡言少语，以致今天有老邻居碰在一起，都会说“毛胡子爹爹脾气好”。五十年代的生活是灰色的，但他对生活却从无怨意。每年中秋、冬至，他会很认真地对待：中秋节晚上，他要在院子里摆上芋艿、毛豆，焚香拜月；冬至中午，一定要把家人聚齐，磕头、祭祖、烧纸钱。就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底层老人，我后来去台湾听那里的老外婆“痛说革命家史”，才知道他也有一段秘辛，甚至惊人之举。
1948年老外婆还年轻，而且漂亮，一定要跟着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老外公私奔。老外公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性情豪爽暴烈，一言不合，就会掏枪火并，至今在家乡村头的老槐树上，还有他留下的子弹枪痕。老丈人当时说不动女儿，只能向未来的女婿提条件：要娶女儿可以，必须退出军役。老外公是个二楞子，居然就把那身军服脱了，带着老外婆私奔。转眼间到1949年，乡下土改，年轻夫妇无法存身，潜逃至上海。 我让老外婆回忆，当时住在上海哪里？老外婆说是：“东北片的五角场，一个空无一人的大军营里，院子里荒草齐膝，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有榻榻米。”当时我听着就吓了一跳：如果她没有记错，根据这些方位特征，这一对国民党前军官夫妇浪漫潜逃的隐居地，正是35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入伍去当军校教员的那个“共军兵营”！后面的事情就更加离奇了：
老外婆说，他们躲在那里的时候，是我爷爷偷偷给他们送食物，后来还带着他们去见杜月笙。我害怕她的历史记忆有艺术加工，就问她杜月笙面容。她回答说：“长脸，口里镶金牙，上海本地口音，对不对？”确实对，这些特征与我在书上见过的记载和照片是能吻合。我又问，我爷爷怎么会认识杜月笙？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底层工人，在我的印象里，连南京路在哪儿都不一定清楚，怎么会带他们去法租界东湖路的杜公馆！这一次是轮到老外婆反问我了：“咦，你爷爷是杜月笙的学生子，你们一家都不知道？”我让老外婆说得再详细一点，老人把往事说得分外醒目：
“杜先生一见学生子带来陌生人，只问为什么在乡下呆不住？我们说完，他把手一挥，就说‘阿拉外头去，外头去’，就把我留下陪他女眷打牌，三个男人就出去吃饭说事了。”
我问老外婆又怎么离开上海？她更惊讶：
“是你爷爷摇舢板把我们送出吴淞口的呀！你们一家也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两岸相隔，时间也太久。我回到上海追问我父亲，他比我还要惊讶，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父亲居然加入过杜月笙的工会，也不知道曾经送饭去五角场的兵营，更无法想象老人家那样懦弱的佝偻身影，居然能在月黑风高之夜，摇一叶舢板把一男一女送出风高浪急的长江口。
这是所谓解放第一年，上海社会底层发生的事。我现在的理解是：爷爷并不是故意保守秘密，而是和社会底层很多人一样，随本性行为，也随本性沉默。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甚至历史风浪，是他的孙子一辈读历史书读得太多，硬性解释出来的。他们本身是历史，但不存有历史意识，因此也就避免了一惊一咋。不留存记忆，不解释意义，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那么多的日子要过，过来了，也就过去了。
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乡村里的德国教师
作者：董月玲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他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教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壮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能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状语的偏僻小山村。
一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五一’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村我学生的家里住。” 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终考，一些人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上高中已经不抱希望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
“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
二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他要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
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我问。
“这里的人总是要请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这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的小孩，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表现出来。”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把家进而搞得混乱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做任何更改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么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群体，淬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拉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让他们看到，在同样的环境中，我能做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3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三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深长写了几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教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