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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一场8级大地震突然袭来。新华网等政府网站迅速发布国家地震局的权威信息,人民网和各大商业门户网站纷纷推出汶川地震专题,全面跟踪报道地震灾情和救灾进展。在汶川地震中,互联网把多种媒体信息整合平台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截止5月19日晚上10点,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含图片、文字、音视频)123000条,新浪、搜狐、网易、腾讯整合发布新闻133000条。上述8家网站新闻点击量达到116亿次,跟帖量达1063万条。这样的新闻发布数量和浏览量,都令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互联网信息的及时和丰富,而且是网络对民族情感的聚合作用。网民在新闻跟帖中,在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纷纷表达了对这场国难的震惊和悲恸,对遇难者和灾民的无限同情,对政府和救援者、志愿者的崇高敬意。
地震第2天,5月13日一位叫做“绮梦”的网友以QQ聊天的方式,从都江堰坍塌小学现场发回文字“直播”《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位网友说,面对惨烈的受灾场面,温家宝查勘现场摔倒受伤和流泪。据说是总理在现场讲的这两句话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里的帖子《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截至5月15日,点击量达到698204,回复7457条。
也是在地震第2天,百度帖吧出现一首无名诗《孩子,抓住妈妈的手》,催人泪下: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
这首诗在网上复制流传,并在许多赈灾晚会上被朗诵。这首诗感动了盛大网络总裁陈天桥,盛大网络宣布为灾区再捐600万元,捐款总额达到1000万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新媒体高峰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把1999年5月9日网络抗议美国轰炸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看作是网络媒体登上中国媒体舞台的标志,那么拉萨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则标志着网络媒体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英国《金融时报》评述说,汶川地震救灾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走出政改困境的第一推动力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积累下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首要的政治逻辑,冲淡了“文革”后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政治觉悟,消磨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幸存的老一辈革命家大兴大革、再造江山的胆识和想象力。
由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从市场化的运作中获取暴利,并且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下,排斥深层次的改革。
如何走出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我们寄希望于领导层重拾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那一代改革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意驱动。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在官场有志者受制于“维稳”思路而难有作为的情况下,网络民意恐怕是鼓舞体制内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关键是当政者能不能打破体制内一统天下的思维定势,真正敢于从民间借力。
历史已经证明,局限于体制内的政治教育、政治纪律等政治手段,难以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难以继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二大”口号)。以互联网登上媒体舞台的1999年为例,当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3次全体会议上重申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当年3月,中共中央部署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但郑重其事的四大纪律,轰轰烈烈的“三讲”,都未能有效遏制党内、政府内的贪腐和不作为。在党内不正之风犹存、依法治国尚未有效落实的情况下,过多地寄希望于党员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不现实的。
2008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后表示“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这是对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警示,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人民监督”。
我们看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崛起9年来,网络民意与公权力进行了多轮博弈。人民网率先揭露的南丹矿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所属的拉甲坡矿和龙山矿发生特大矿井透水事故,造成81人死亡。按规定,特大安全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中央,而南丹矿难却被隐瞒了整整17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闻风而动,7月30日向总社发回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7月31日给人民网传回第一篇公开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点出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立即被众多网站广泛转载。 然而,就在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是谣传”。8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驻桂记者站掌握了12位矿难死难者名单及其家庭所在村屯。接着,又获得了一名矿难逃生者惊心动魄的叙述。当天下午,《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写下《再次紧急报告》上报总社编委会,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编委会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朱镕基总理作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在实地采访调查矿难的过程中,媒体记者冒着巨大的敌意和风险。“一进矿区,迷惑的、张惶的、警惕的、奇怪的目光纷纷从矿区各处射出。”矿工急忙躲避离开,闪避不及的提起事故也一律摇头说“不知道”、“不清楚”。《人民日报》记者三下南丹,为自己买了20份保险。南丹新闻采访环境之恶劣,甚至在中央调查组到达南丹后,旁听调查组情况汇报的《人民日报》记者却被广西方面“请”出会场,胶卷被强行当场曝光。在新闻媒体不折不挠的强力监督下,南丹矿难终于真相大白。官商勾结的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朱镕基总理表扬媒体:“如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党章和宪法庄严地宣示:以人为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没必要对网络民意抱以过多过严重的担忧,甚至视为异己力量,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封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共十七大进一步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关注在传统的党报、国家电视台之外都市报纸、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在人民网,胡锦涛与“强国论坛”网友在线聊天二十多分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网民在线直接对话,这是开创性的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带了一个头,让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到网络媒体上去了解民情,沟通民意,吸取民智,消除民瘼。这样,就把网络媒体作为推进舆论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平台,公众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老平稳交替,形成了一定的任期界限和年龄界限,结束了终身制,形成了制度化。第二个突破,就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这次网上互动虽然没有触及网民关心的通货膨胀、股市下挫、楼价上扬、官场腐败等敏感问题。但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表达的是对互联网影响力的重视,以及对传统一味控制打压异议手法的不满。“因为阻绝言路而脱离基层脉搏,不利于了解社会动态,做不到防范未然。在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前夕如此关键的时刻,尤其更要掌握民情民心。”
中央对互联网在舆论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部门及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互联网表现得隔膜,以封堵为能事。2007年陕西绥德县,县长把追着自己签字解决学生助学金的校长拘留,招致网民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在绥德县的上级榆林市出面撤销对校长的非难后,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感叹:这本来是件小事,只是一些误会而已,没想到在网上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锐地方官员表现出直面互联网、直面民意的政治勇气。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