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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夜里，母亲除了接触到新思想的兴奋一定还想到很多，她一定知道跨出这一步所面临的危险，一定知道还有别的选择把大门关起来，尽可能地像过去一样过隐居生活，这至少在当时还是安全的。但是，她还是看清楚了另一种更大的危难，不仅威胁着她的家、还威胁着整个民族，迟早要连她的小家一同淹没。或许，她是在经过了再三考虑后，认定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或许她相信如果丈夫还在，他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总之，她彻夜难眠，最终迎接了命运的挑战。
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那么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
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
黄敬，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湎不可自拔，相反这位贵族之家的“三少爷”从小就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喜欢和下人谈天，待专门伺候他的一个男孩如同手足。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暑假里，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住到哪里去了。偶尔的机会，当母亲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时，惊诧的程度可以想象……
走进张家宅院的时候，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已经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张扁脸，鼻梁有些塌陷。人虽不算漂亮，但充满着勇敢、热情的眼神和擅长讲演、组织的才能却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同来的还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人，这正是中共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选中了这个僻静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宅院作为保护，召开秘密会议。他们常常是分别到达，一个一个地穿过院子一直走进三门里，进入东屋，然后整个院子就陷入了安静。
大院就这样变得神秘起来，张楠对家里人只说是请同学来玩，实际上她已经悄悄地告诉娘，是中共市委要借他们家的地方开会。娘没有反对，只是立刻在暗中采取了措施。她对长年住在家里的姨妈说，女儿大了，要在社会上做事，和同学多来往以后路会宽些。为了不让老传达兵看出什么，每当有人来时，她就指使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她最担心的还是隔壁，那是一个有着警卫把守设有电台的国民党机关。不过，谁会想到中共的秘密会议会在一个隔壁设着电台，警铃连到派出所的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家里召开呢，张家过去的地位和老关系恰好为这一切起到了掩护作用。
或许是因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张楠，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位沉着善良让人感到踏实的母亲，黄敬从走进这所宅院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当他穿过姹紫嫣红的花草走向深深的庭院的时候，他感到了安静中的一种安宁。他的家也在这座城里，是一座比这里要奢侈得多的豪宅，却没有这里那种总想让人亲近的气氛，特别是看到若无其事地守在二道门里，无声地露出微笑的娘时，那一刻，这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带领游行队伍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在“一二·一六”大游行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演说的勇敢的男人，他的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黄敬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经常出现在这座院子里，开始是预先通知张楠要来开会，渐渐地就直接和娘打起交道来。他称呼娘“伯母”，除了开会，他请娘保管文件，交给娘别的秘密任务。娘好像天生就适合作秘密工作，她大胆、心细、不声不响，从不张扬。那时候，究竟有多少重大的决定是在这个院子里作出，然后又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达到北平的各个角落，娘究竟配合黄敬做了多少秘密工作，连三姐妹们都不清楚。她们知道的只是，渐渐地，黄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可靠的联络地点，把这位长辈当成了共患难的战友，当三姐妹相继离开家后，他索性住进了张家。有许多个紧张工作后的夜晚，他会和娘一起谈天，他带给娘的是更多新鲜的思想和理论，而娘的安详镇定和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在紧张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感受到一个长者的慈爱和关怀，这种慈爱和关怀变成了一种力量，深深地嵌入他的心里。几年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精神病，当人们护送他秘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往根据地时，他竟然不顾一切地狂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于护送的人生怕暴露了目标。到达延安后，他的狂躁症发作时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只有在见到娘时，他会立刻双手垂立，恭敬地称“伯母”，吃饭、吃药、休息，一切都听娘的指挥。这是后话了。
1936年的那个冬天，黄敬对张楠说“介绍你妈妈入党吧！”在黄敬看来，这位足不出户，却已经把自己的身心交给了党的事业的母亲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了。而后来的北平市委书记杨春甫证明，他在1938年联系的十几个党员中有一个就是母亲。但事实是，那时候，娘并没有正式提出入党。她相信共产党，也不怕牺牲自己，但她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曾经许多次地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自己被捕了，敌人用孩子们的生命来威胁自己，自己能够承受的住吗？她知道一个母亲的心和感情是有多么复杂呵！她可以牺牲自己，但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却不是常人可以做得到的，或许自己还需要经受磨炼。后来，她果然经受了残酷的考验。1937年秋，黄敬送走了最后一批疏散的学生也走了。他介绍杨春甫和娘联系，后来杨也住进了这个院子，这里依然是地下党联系和接头的地方。平西游击队常来人，那些又饥又渴衣衫淡薄的人来到这里总是受到娘的热情款待，娘一次次地把父亲的好衣服，和家中的金银首饰交给他们。1939年，在娘五十岁的时候，她终于带着最小的小儿子离开家跟着杨春甫去了晋察冀边区。在大扫荡中她几次从危难中闯了过来，更令她心痛的是小儿子因感染肺炎不幸病逝，她遭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打击却没有感到后悔，她知道自己经受住了失去孩子的考验。1942年，她郑重地提出入党申请，并含着眼泪听到支部书记说：党早就等着你，你早就该提啊！
1936年前后，这个院子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张楠忙着参加学联和“民先”活动，在城市和农村宣传抗日。她活跃能干坚定充满了朝气，也不乏追求者。一个一直就喜欢着她的男生就找到家里来，请娘对她多加管束，免得遇到危险。没想到娘笑笑说：危险的事总得有人来干那！比张楠大好几岁的黄敬对张楠也充满了好感，感情就这样地来了，他的关心和爱慕之情让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张楠好像并不为之所动。她正受到另一位中国大学同学王拓的猛烈追求，这是一个长相英俊、帅气得像是电影明星的男孩子，他经常出现在张家门前，并不进门，也不拉门铃，只是往信箱里投下信件就走了，这种充满着炙热语言的信有时候会上午一封下午一封地出现在信箱里，这不能不使张楠心动，相比之下，黄敬就显得老成了许多。
张家二小姐的演剧活动已经从学校扩展到了社会。1937年初的一天，张瑞芳在女一中的会客室里见到了来自上海左翼的崔嵬。一个由陈波儿、崔嵬、李丽莲、吴似鸿、丁里等文化人组成的前线慰问团路过北平，应邀在燕京大学公演四个独幕剧，其中《黎明》缺少女主角，学联决定推荐张瑞芳扮演。就这样，由荒煤创作的这部独幕剧成了张瑞芳演出的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剧目，而崔嵬成了她思想和艺术上的启蒙人。
《黎明》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苦难生活，女主角莲香是一家日本纱厂失业工人的妻子。从未吃过苦的张家小姐对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说完全是陌生的，担任导演和男主角的崔嵬一遍遍地给她讲述上海女工的生活，提醒她一定要把一个失业女工的感觉、一个病危孩子的母亲的感觉表现出来。凭着她的灵气和悟性，她终于表演得很成功。接着，她又和崔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正值清明时节，北平学联组织了全市学生的春游活动。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把几千名学生送进香山，在一层层围起来的人群中锣鼓响了起来，崔嵬演老汉，张瑞芳演闺女。虽然事先她并没有读到剧本，也没有什么排练，情节和台词都是老崔临时编的，表演也都是即兴式的，但在老崔的鼓励和帮助下演出却非常成功。演出期间，场上不断地掀起高潮，演员和观众形成了强烈的情感互动，谢幕时数千人此起彼伏的掌声、口号声、抽泣声连成一片，瑞芳跟着老崔转着圈地向大家一再鞠躬，连尾随而来防止学生闹事的警察队长也自己掏钱买了汽水塞到他们的手里，连连说：我家也在东北，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张瑞芳被深深地感动着，眼里一次又一次浸满了泪水。
这是和女一中戏剧研究会的演出完全不同的体验，张瑞芳由崔嵬带领着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演出，老崔满腔热情的信念和艺术家的性格感染着她，那些来自普通观众的强烈情绪包围着她，使她没有一天不在兴奋和激动中度过。出现在那时候剧照里的她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她身穿从老乡那里找来的夹袄和花裤，端庄的脸上露出的笑容是淳朴的，那件看上去有些局促的短夹袄紧紧地裹着她青春洋溢的身体，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望，是对未来的渴望，抑或是对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