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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不是一名在公众视线中的伟大作家，生前经历简单，默默无闻，只出版过一本书，死后始有诗名，而他的散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成为西方文学界一个重大的发现，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了人们热烈谈论的经典。他由此被批评家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惶然录》是他的一部拟日记体散文集，在埋没了半个世纪之后，于1982年首次以葡文版面世，1991年才译成英文，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品和声名还是仅在一小部分人中流传。他的文学气质——一种对事物极度的感觉，一种对感受特别深入的意识，一种自我拆解的锐利智慧，一种用梦幻娱悦自己的非凡才具——极大地震惊了那些注重内心、内省型的人们。佩索阿喜欢一个词：梦想，他把文学、艺术以及与平庸生活相对的一切都归结为梦想。
阅读《惶然录》，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的写作方式既具真实性又具独创性。日记作为一种最为私人化的写作方式，往往最能真实地充分地传达写作者的思想及情感，因而也是最能引起他人的共鸣并打动他人。而费尔南多·佩索阿又总是从具体细微的事例入手，从身边的普通人的生活入手，集叙述、描写与感慨于一体，使人透过琐碎平凡之日常生活看到表面之下深藏的“真的存在”与本质性的力量，从而引发对普通人性与灵魂深切的关照与注意，用文字为日常生活构筑了一座精神之“坟”。
譬如佩索阿在一次理发时不经意地猛然发现一位熟悉的经常给自己理发的理发师死了，由此联想到消失的时间，逝去的人事和突然空缺的一切，从而突然产生出一种焦虑，一种对人性之深刻的关注，对人的微不足道与渺小的巨大悲悯；而这些正是我们也常遇到并习以为常的。佩索阿却超出常态，打断这一切，每一篇日记都是一次打断，打断了我们平时毫无意识的习惯与流动，凸现出生命的悲剧及其追问，因此也就震撼了我们的内心。佩索阿总希望能写得更好——“如果我不能设法写得更好，为什么还要写作？但是，如果我没有写出我正在设法写的东西，我会成为什么？是不是会比我自己堕落的标淮更加低下得多？”（《写作》）
“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微言。黄昏降临的融融暮色里，我立于四楼的窗前，眺望无限远方，等待星星的绽放。我的梦境里便渐渐升起长旅的韵律，这种长旅指向我还不知道的国家，或者指向纯属虚构和不可能存在的国家。”这或许正是佩索阿的魅力所在，这座终生隅于世界之偏僻角落的沉默者，总是细细地体察自己的周围世界，关注着细小的人与事，展示灵魂的际遇、本能的欲望，并不断地在生活之流中停下来，反省和拷问自己，追求真实的生活，从而又使得这种真诚的生活在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和光彩，照亮自己的存在，并在半个世纪后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作为小职员的费尔南多·佩索阿社交圈狭小，接触的人相当有限，正如他在文中淡然写道：“我是个走在他们中间的陌生人，没有人注意我。”（《隐者》）面对如此的境遇，众人对待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人出逃，有的人麻木，有的人反抗，有的人沉湎于寂寞，而佩索阿安于孤独。孤独时他的想象力如汪洋姿肆，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以及思想上严格自省的态度，弥补了他对事物理解上客观存在的有限性，扩张了他的精神世界。
佩索阿难能可贵的是，他乐于充当一名会计助理，数十年如一日，终日埋头于厚厚的账本、墨水瓶、提货单，在“平衡表上测出一家公司昏沉沉的无效的历史”。稍有区别的是，当佩索阿为自己的身体的存在不得不与这个世界进行物质交流时，他不像卡夫卡那样感到危机四伏满腹牢骚，他牢牢地守住自己的办公桌就像一直远航的船只渴念码头——他内心走得越远，在无名的海域里“失事”越久，就越需要坚实的岸边。“我走近我的写字台，如同它是抗击生活的堡垒。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他是那种能用细微的心灵感触为我们提供精神滋养的极少数的写作者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可思议的美。
佩索阿所服务的V公司坐落在道拉多雷斯大街上，他说：“可以肯定，即便整个世界被我握在手中，我也会把它统统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庸常的日子并不能磨损去佩索阿的艺术热情，尽管他隅于道拉多雷斯大街上的办公室，但佩索阿说：“如果道拉多雷斯大街上的办公室对于我来说代表了我的生活，那么在同一条街上我就寝的第二层楼的房间就代表了艺术。”“如果我想象什么，我就能看见它。”由于从来没有追逐过时代，佩索阿也就无从被时代抛弃。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奇特难解。佩索阿不在那些追逐名利的人所理解的范畴之内，他的寂寞与清冷自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记得大哲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佩索阿似乎早已深味于这种思想之中，正如他说：“真正的景观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为我们是它们的上帝。它们在我们眼里实际的样子，恰恰就是它们被造就的样子。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我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起来的城市。”佩索阿在日常生活里的精神漫游，让自己的思想脱离了居所的樊篱，直抵内心深处的灵魂。
佩索阿应该是一个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连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也否定了，说他只是“在自己的感觉中漂流”，思索便是他身子下面那一叶扁舟。“被V先生及其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就比被虚幻、荣耀、愤懑、嫉妒或者无望一类东西来剥削更糟糕呢？”他常常就是被这样的困惑搞得目光空洞。于是他曾经这样设想并不存在的他自己的自传：“这是一本没有事件的自传，没有生活的历史。这些是我的自供”，而之所以会写下这一切，“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感觉退退烧”。这可能是一切思想者的通病，不断地怀疑与否定，不断地反抗与延迟。
无论从文题还是从文本的内容来看，《惶然录》所兼具的语言风采、理性意识、批判精神、智者风度都带有译者韩少功先生为人为文的印痕。一个好的译者为我们传达了异域的思想声音。那么也可以说，《惶然录》可以作为人类思想者共有的精神漫游的一份真实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在沉默许久以后，被我们所发现所阅读，让我们面对日常生活有一种难得的参照。我的一位好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气读完《惶然录》，那是对费尔南多·佩索阿思想的伤害，一直不读《惶然录》，却是对你生命的伤害。”
《惶然录》（＇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著，韩少功译，上海文艺出版杜1999年5月第一版）
山里女人
■ 陈敬黎
山里仍然很穷，山里的女人却在盼着富的日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年头已经过去了，人们在往山外走，不安于老土的贫瘠。男人干净，不必拖儿带女，也许人性中便要多些恋母情结，娃儿总离不得娘，女人一抬脚便会跟着揪心的哭。或许男人们生就的是玩世界的主，因此，他们结伴而行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卖力气，以换得比在这山里玩命地挖一天山皮要多得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婆娘有个盼头，炫一回自己的能耐，换些女人的嫩热。
过尽了新年那欢天喜地的几日，山里的男人吆喝着往山外走。女人都闪着泪站在门边望。不知道哪家的小娘们忍不住了，哇地哭着跑向自己才做了几日新郎的男人。因此，村里的女人都在动了，揽着儿跟着小娘们跑。男人本是成堆的，却又各自散在了自己婆娘身边，细细地往山外走。女人千叮万嘱，男人终于又聚成了堆，没了声息地走去。于是，山里留下了老的少的山妇，牵着大的小的娃儿。娘们成了山王，主宰了这大山的寒热，突然少了女人的风情万种。
女人一旦成王是比男人强悍的，山里女人更如此。没有了男人也不顾了羞涩，失了娇嫩，无畏风雨。
该下种了，娘们都一律脱了锈花鞋，卷起裤管，扛着犁耙下田了。牛好犟，不进盘，打下去的鞭比男人还狠，牛屈服了，乖乖地拖着犁飞跑，那尖尖的吆喝声在山间好亮。
乡邮员的绿背包进山来了，女人们都丢了犁耙围上去，扯烂了那绳织的袋，争着找各自男人的来信，一屁股坐在田边窃窃地笑。男人尽说些贴心贴肝的话，寄些尽说没花几多力气便挣来的钱。“娃儿该上学了，不能耽搁。年底挣够了钱就回来。要耐住性子，不要上旁的男人的钩。”
田里花香，山上花香，盼着好日子的女人瘦了，便懒得去香自己。难熬的夜，山风好凉。女人们将奶头塞着娃儿的嘴，把那酥酥的哭堵在了喉里，空出脑子来想在那远处的男人。“脱了女人的疼爱，心里惦不惦？城里的狐狸精多，别耐不住性子，沾了那骚味，染了些丑病不得了。”
天晓了，谁还记得几日冇梳头了，抓起床边那件老远便能嗅得出汗臭味的衣衫便往光着的肉上套，还在乎什么，反正就自个儿闻，早些出门去，狠狠地挖山皮，丢了那牵肠挂肚的思念。
该收稻了，天太燥，往日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