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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慕名买酒石花街（实地访问记之二——廖八爷的回忆）
县志、镇志上都记载着李宗仁买酒石花街的故事；但年轻人中却没人说得清来龙去脉。我们请教廖八爷；没想到又勾起了老人的兴奋点。廖八爷再次打开了话匣子——
石花老街上所有上了年岁的人都记得这事；那是日本侵略时期；李宗仁是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老河口；到薤山避暑时常路过石花街。每次来石花街；石花的国民党区长都千方百计讨好这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且将自家酿的好酒作为贡品进献给李长官。
李宗仁所到之处喝的都是地方名酒；对石花区长敬献的酒并不感兴趣；却听到好多人夸赞石花街的黄公顺酒。李宗仁便派卫士长带了马弁前来石花街探访。廖八爷亲眼看到有一天黄公顺酒馆门前来了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车上跳下来一排穿黄军服的大兵。满镇的人都不知黄家出了啥事；黄家人吓得谁也不敢吭声。只听一个军官说：“没事、没事；都说黄公顺的酒好；我们来看看是虚是实。”
黄善荣出了一身冷汗；忙叫伙计将贮藏室里看家的基酒（就是今天“霸王醉”的前身）搬出来。那打头的军官舀了一碗先咂了两小口；接着便咕咕的喝了起来；一碗下去；军官略有些醉意；却感到神清气爽；满脸放出奇异的红光；精神却出奇的好；那股劲像没处使似的激动不已。于是他便让随从们一人喝了一小碗。随从们也都一改平日的慵懒；人人精神抖擞。军官说：“狗日的；这才像咱们李长官的广西兵！”当下；叫黄家伙计搬出几只密封的酒瓮来；丢下几筒封好的大洋；吆五喝六抬上汽车；像来时一样耀武扬威地开走了。
据司令部的人说；李长官从此就迷上了石花酒；并用石花的黄公顺酒奖赏打了胜仗的国军将领；招待各地来拜谒的政府高官。后来李宗仁当了国民政府代总统仍恋恋不忘石花街的黄公顺酒；自此石花酒上了国宴；黄家也在汉口、南京开了字号。
好酒千斛不醉人（实地访问记之三——采访邓福成）
“要说谁喝的石花酒最多；整个石花街估计没有第二人在我之上了！”在采访完廖八爷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旁边说道。注意看时；旁边只有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喝茶抽烟；想必刚才的宏论出自此人之口。这人神情悠闲；从面相上看去不过40多岁。我们忙上去与他交谈；知道他叫邓福成；是石花镇钢门钢窗厂的推销员。论年龄早已60开外；却仍是厂里推销业务骨干。邓福成不无自豪地说：“论喝石花酒；石花街全镇怕没得人比我多了；可以说我是喝石花酒长大的。”因为家住在黄公顺酒馆附近；邓福成打生下地起就每日里闻着酒厂的酒香；闻着闻着就上了瘾；只要几天不闻酒糟子的香味；吃什么都没味道；从不懂事就开始喝酒。开始是大人哄他时给他用指头蘸一点；后来就用勺舀；接着用杯子；再后来是碗……到成年时；邓福成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酒了。每顿都想喝酒；一顿不喝半斤八两就不舒服。我们问他一年下来到底能喝多少石花酒。邓福成自豪地说：“一年喝好多我说不清了；从黄公顺改为石花酒以后；我喝的酒只怕用1—40汽车两车都装不完了。”邓福成说他活了60多岁了；从没打过针、吃过药。正是因为石花酒才使他身板如此健壮。
山西杏花村来的小伙计（实地访问记之四——采访赵玉贵）
采访中从石花街一条古巷里穿过；路过一家楼门口时忽见一位老人童颜鹤发、仙人般端坐在屋里。我们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一问方知这老人是石花酒厂的老职工赵玉贵先生；今年已有86岁。老人耳聪目明；说起话来声若洪钟。
赵玉贵是石花酒厂风风雨雨的见证人。一谈起石花酒老人就兴致勃勃；这一刻他似乎记起自己也曾年轻过。赵玉贵老汉老家在山西杏花村附近；当年“走西口”出来当了兵。在攻打襄阳时负伤离开了队伍；在石花街养好伤后就留在了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上；托人介绍进了镇上最红火的黄公顺酒馆当伙计。赵玉贵老汉至今还忆得起黄公顺酒馆的经营盛况。当时的掌门人已是黄家第四代传人黄善荣；黄善荣最善经营之道；对伙计们很好；对掌握踩曲、配酒关键技术岗位的酿酒师更好。一到踩曲时间就像过大年；每顿白面馒头、大鱼大肉；伙计们敞开肚皮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总是让酿酒师坐上席；主人家里其他人都不能上桌子。从那时候起；黄家就懂得尊重技术人才。因为黄家待伙计们好；伙计们也都处处为东家着想；使黄公顺酒业越来越兴旺。听说赵玉贵是山西人；家里离著名的汾酒基地杏花村不远；还在杏花村当过几天小伙计；酒馆老板黄善荣就对他格外器重；让他学最关键的制曲技术。
制曲工艺是清香型白酒的关键环节；黄家给赵玉贵的待遇特别优厚；赵玉贵对东家也就忠心不二。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国家赎买后改为石花酒厂；赵玉贵仍一直在酒厂工作。后来妻子、儿子、女儿也相继进厂；除媳妇之外；赵家有5个人在石花酒厂工作。儿子赵明生接替父亲赵玉贵制曲；现仍是石花酒厂的制曲车间主任。
由于一家五口都在厂里拿工资；赵玉贵老汉对酒厂现状十分忧虑。他操着厚重的山西口音感慨地说：“我也不知道石花酒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下来了；那些年多好的形势啊；等候拉酒的汽车每天排老远；有些司机为了早点提到货；千方百计跟厂里中层干部攀上关系；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馆子帮他们提货。”
“要说质量；绝对没得问题。我在上班时多次回山西；到杏花村去学制曲。我们石花酒从制曲到发酵蒸馏整个工艺与汾酒毫无二样。可以说除了杏花村；全国清香型酒曲中就数我们石花酒厂的酒曲最好。”谈起酒厂的现状；老人脸上布满忧郁。但儿子赵明生却认为还是质量问题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他记得曾有一段；厂里效益太好了；当客户们拿着现款提不到货的时候便掏钱请厂里人吃饭开后门。厂里工人们见石花酒成了皇帝的女儿；对酒的生产工艺上便没有过去那样严格；加班加点生产起来质量就没往日把得严了。从那时候起石花酒的质量便开始有所下降。实在供不上了；也有到外厂买基酒勾兑的时候；不过量很少；王万才当厂长把得是很严的；一发现就制止了。赵明生说：“说实话；我们石花酒是实实在在的东北高粱酿出来的；进料都经过精选；只是现在白酒品种太多；消费者比过去挑剔得多；只要发现一次质量不如以往；就说石花酒质量不行了。信誉真是企业的生命啊。现在意识到已晚了。”
黄家后人忆祖业慨叹世事沧桑（实地访问记之五——“黄公顺”第五代传人）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方知石花酒厂至今还有黄家的后人；并且现仍在总厂当调酒师。这使我们感到终于把今天的石花酒与其悠久的历史对接上了。
这位黄家后人是黄公顺第五代传人；大号黄德强；但厂里人却很少叫他大号；在重大场面上企业领导会尊敬地称他“黄工”；而平时；从厂里总经理到看门人都习惯叫他小名“黄多子”（就是兄弟太多；本不想要的多余的人）。这让人明显感觉到一种贵族沦为平民的失落与悲凉；一种沧海桑田般的万千感慨。
我们原以为采访黄公顺后人会有重重困难；没想到黄德强很乐意接受我们访问。但作为黄公顺酒馆后人；他对石花酒今天的沦落；心情比别人更复杂一些。所以在整个交谈中他对黄氏家族昔日的辉煌谈得较多；而对石花酒困境的成因却很少涉及。
黄德强住的两层楼房面朝石溪河；房后没有院子；而是石花酒厂的生产车间。黄德强不无伤感地告诉我们；这房子就盖在黄公顺酒馆临街营业门面的遗址上；后面应该是三进的四合院。依次是选料、碎料、踩曲、蒸馏槽房、发酵间、贮酒仓房、主人居室、伙计们住处、师傅寝室。70年代被石花酒厂扩建时拆毁了。他这屋场也是讨要多年；后来作为落实民族资本家政策由政府出面做工作发还给了他；算是祖上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了。
黄氏家族的一切荣耀都只能留存在他的回忆中；黄德强讲起祖上的往事特别动情。不过他知道的故事都是父亲黄善荣告诉他的。黄善荣作为黄公顺酒业的第四代传人；解放后自然不可避免地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土改、反右、四清、文革、没有一次能幸免。但由于黄家世代与人为善；从不强求无道之财；处世谨慎；待人谦恭。对南来北往的军阀、政治豪强从不依附；都一概以舍财免灾思想送出境。对镇里的公益事业黄家也一直视为己任。石溪河水上的木桥被洪水冲走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黄家主动出资重建……
黄德强十分怀念解放初的那段时光；那时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家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帮工商业主扩大生产。黄公顺酒业在解放初又经历了一次辉煌时期。那时政府的官员隔三岔五就过来问情况；没钱；政府帮助贷款；没原料；政府给拨粮食；没有工人；政府帮助协调解决用工。1954年前的那些年；黄善荣每年都要到省城去开会；经常戴红花；上报纸。但经过公私合营改造之后；酒厂已不属于黄家；而且后来随着政治风云变幻；黄家的日子就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逐渐难过了起来。
不过黄德强还是承认；尽管政治风浪的冲击无法避免；但政府和组织上还是念及黄家对革命的贡献；尽可能的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包括后来黄善荣在文革中入狱；其实也是当时执政者在无政府状态下对他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造反派疯狂阶段的胡批乱斗使多少无辜者成为屈死冤魂啊。黄善荣在劳改农场躲过劫难；文革后当上省市县各级政协委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这也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一贯重视的具体体现。因为黄氏家族不仅在谷城、石花镇；即使是在襄樊也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