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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是超验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论述阅读时都不忘“超验”：“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圣物中最珍贵者是文字，所以亚历山大行军时宝匣里要放一部荷马史诗。古代人的思想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书本是世界的珍宝，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书籍启发读者，“它们的作者……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贵族”。在梭罗看来，作者对人类的影响比帝王还要大。商人们苦心经营，赢得了闲暇，有了财富后“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领域”，结果只发现自己不学无术，发现一切财富都是虚荣。于是望子成龙，“要给他的孩子以知识文化，这正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缺少的；他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家族的始祖的。”
古典作品在梭罗眼里“美丽得如同黎明一样”，他称古代作家的劳动为“英雄的文艺劳动”，其完整、永生与精美是后来的作家无法比拟的。“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群众阅读伟大的作品在梭罗看来有如繁星之被群众观看，那“至多是星象学地、而不是天文学地被阅览”。阅读是一种崇高智力的锻炼；大部分人是浅尝辄止或干脆一无所知。“我们必须踮起脚尖，把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才对。”
梭罗对大学教育冷嘲热讽，认为大学里的人“对于最好的书，甚至英国文学里一些很好的书”，也所知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大家读报纸，读《灰姑娘》之类的“小读物”。“于是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思想，水平都很低，只配得上小人国和侏儒。”
据同时代人如爱默生的记述，梭罗相貌奇古，有着农民渔夫般的体魄，不喜交游，对工业文明及其制度采取非暴力抵制的态度，曾因不交税而入狱。此人有大量观察自然的日记传世。
梭罗1845年3月在瓦尔登湖畔建隐居住的小木屋的遗址还在。我曾于三个秋天大地落满红叶时来到这里凭吊。当年他向写《小妇人》的阿尔柯特借了把斧子自砍建材而成此屋，一共花了28．12，比哈佛学生宿舍年租还低。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然后拿这些到村子里去换大米。大米对梭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热爱东方圣人们的著作。
梭罗早就想过森林里的生活了。为了省钱，他在小木屋里生活了一年，把省下的钱买了希腊文书籍，付了去德国学习的费用。梭罗曾在友人的这间小木屋住过六个星期，所以他自己建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不明白周围的人为何觉得他此举怪异。有些人的话像是梭罗故意在寻找冻馁。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的两边都买了地，打算修消夏别墅的，他的别墅没建起来，倒是梭罗的心愿实现了。在这里陪他的有小鸟、红色的松鼠和知了，地窑里还有鼷鼠。野兔子有时也造访他。晚上他坐在门前，想象自己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他是尤利西斯式的游荡者，湖畔就是他的伊萨卡。
梭罗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生活费用是二十七美分，这些钱用于他自己不能供给的生活必需品。每年工作几天就有得剩余了。为什么人们都要那么辛苦地生活，然后津津乐道自己所得呢？假如人人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哪里又会有焦虑呢？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实际上过的是比穷人还简朴的生活，古代东西方哲人的教诲都白费了？空间、空气、时间、几件工具、一个笔记本、一枝笔、一册荷马史诗，更有何求？太阳升起时在湖里洗个澡，然后像斯巴达人那样打扫庭院，然后再进行一番“心知浴”，读一读《吉檀加利》，这样瓦尔登湖的水和古印度恒河水就融合在脑子里了。整个白天属于自己，可以做任何野游。有时在夏日的清晨，他在松树间阳光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感觉自己像玉米—样在生长。梭罗看见的世界不是现实，而是它的潜能，这一点他堪称瑜珈师。他的现实是婆罗门的现实，他也蛮可以写《奥义书》。一时的利益何劳操心？放自己一个假去发现上帝。日落时分他跳上小舟划到湖心，在那里吹笛子。月亮钻到湖底，与森林的倒影相依伴。康科德的夜像天方夜谭一样奇异，在这夜里寻找天籁真是别有洞天。
诗人和批评家们总是抱怨美国本土没有古迹让人联想到往昔，梭罗却发现了印第安人打猎时留下的足迹和器物。冬天来临，大地冒着寒气，梭罗在雪地里行走几英里只是为了去同白桦树约会。冬天是他自己选择的季节，寒冷和孤独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看人们在湖上采冰，这些冰将被商船运往印度。暴风雪的日子里坐在炉火边是多么的写意；这样的夜晚是最好的读自然时刻。《康科德河和梅里美克河上一周记》就是这样写成的，还有无数观察日记。
梭罗并不是性情上的隐士，他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也常去镇上的酒吧，也拿豆子去换米，也去修靴子，也去打听家人的消息。有时回木屋很晚，他就带了一袋麦子或印第安人吃的东西，在月亮下朝自己的港湾行进。梭罗不喜欢张家长李家短，他对人们津津乐道于此深恶痛绝。政府支持蓄奴制，他就反对政府……总之，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梭罗的生平著作和瓦尔登湖周边历史地理环境感兴趣的读者，我建议你们去读凡，韦克·布鲁克斯写的《新英格兰花季》。这本书我在秋天里的康科德和冬天里的新英格兰树林里读过，那是怎样一种享受哪！
在哈佛，周末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COOP书店。“复活节”前夕，哈佛广场上的人们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卖彩蛋，那些蛋像似石头做成的，上面有色泽鲜艳的图画。
在COOP里，我又见到那位老妇人，她是用小车式的拐杖走路的，她似乎把自己所有的精神追求都寄托在书上，每次来都读到快关门时才离去，看她那凝神的样子，我相信书和它们所带来的精神滋养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会伴着书香忘掉喧嚣的尘世，走向生命的尽头。我羡慕这种理想、宁静和充实的晚年时光。
坐在这位老妇人对面，我在读一本新书——《死亡的对话》，作者是玛格丽特，萨默维尔。这本书不仅介绍了西方世界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也写出作者对于安乐死的一些独到的见地，我感觉序言写得非常好。以往的死亡对话都是在宗教的背景下进行的，但现代西方社会的安乐死伦理学又使这种对话有了新的可能。无疑地，死亡使我们面临恐惧和孤独，即便是有亲人在身边也是如此。许多主张安乐死的人并不相信人的生命有任何固有的、神秘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尤为相信当人的生命衰落时，它就是一种无价值的存在。玛格丽特引用了一位政治家说的话，“当你的生命被用尽，再也没有使用价值时，你应当尽可能地以最快、最经济的和最有效的方式埋单。”玛格丽特把这种看法称为关于“死亡的消费市场价值观”。显然，她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她认为人的生命有其内在的价值和神秘性，如果把安乐死合法化，就有可能减少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揭示。死亡的对话与生命的对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
在玛格丽特看来，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最大的困境是：我们缺少一种世俗的话语去充分地把握非物质性的、形而上学的现实性。传统上，我们利用宗教去说明那种复杂的、不可见的、不能衡量的构成人类幸福本质的现实性。其实，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话语说明人的精神，无论我们是否信教。她把人的精神定义为“与我们生活世界相关的，或者相联系的深切的直觉感受”，认为我们是比任何基因机器、比任何逻辑和理性存在物更为丰富的东西。实际上，人类正面临的一种全球性的挑战是——发现一种话语或词汇，它能够超越宗教、超越人种和跨越国界地把握生死的意义，以及人类精神的现实性。可以说，安乐死的讨论使人类有机会去发现这种共同的精神和话语。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的故事形式是比喻、对比和诗歌。我们通过理性、想象、直觉和认知来交流，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交流某种现实性，然而，某些知识的寻求只能通过建立一种人类希望相遇的、比喻的形而上学的空间，关于死亡的智慧便是这样的知识。
玛格丽特强调，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空间依赖于一种归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可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结果，当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们逝去时，我们很难找到和进入一种要求比喻的、充盈着诗韵的形而上学空间。面对死亡，我们比祖先更为可怜，因为我们更难以用泪水来满足悲欢离合的需要，满足聚集在一起分享失去的痛苦、分享记忆的欢乐、分享诗意的仪式和挽歌的需要。
毋庸置疑，死亡是最古老的、令人恐惧和好奇的哲学争论之一，它也是生命中最后的行为。玛格丽特对于死亡意义和方式的追问非常有意义。人生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必须完整、有头有尾，我们既需要把故事讲完，也需要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于这种恐惧的把握和超越。我想，人在死亡时之所以孤独和恐惧是因为体验到即将与这个世界、与亲人和我们所熟悉的一切诀别。当我骑车路过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时，常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别看眼前人群簇拥着抢红灯，但当汽车撞倒你时，你会发现在马路中间的却只有你自己！人们恐惧死亡是因为感觉到自己正在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同伴，孤身一人。
或许，当人们面临死亡时，都恐惧自己并不具备一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