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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充分表现了这种“五分钟热情”，他们甚至连一部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丧失了对宪政主义的信仰。
欧洲人追求自由和民主，可以凭借由来已久的自然法思想传统；严复、梁启超以来的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由于缺乏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只好引进最时髦的“进化律”。这很容易成为用强权代替正义，用国家自由压制个人自由的借口。正是依据“进化律”，梁启超才认为用“社稷为贵，民次之”的民族帝国主义取代“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晚年孙中山更是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3页）
在呼吁“伦理的觉悟”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把“人权说”列在“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之首位。并提出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36、172页）在他之前，已经有谭嗣同鼓吹“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太炎“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观点，但是，“人权说”在中国思想界只是一股潺潺细流，到五四以后，便被恣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掩盖了。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表明，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浸润，民族民主主义（或者二民主义、三民主义），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专制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二、内联与外竞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再到中国青年党，这一派人自己举的旗帜是国家主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占据海峡两岸中国的历史正统，国人尤其是大陆的民众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早在余英时发表前引言论之前七十年，胡适便在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将民族主义视为1923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基调之一。（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33…50页）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人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阶级革命与全民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0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
任鸿隽二题
■ 尤小立
任鸿隽的报告
近来翻检现代中国科学思想史资料，读了些科学事业家任鸿隽写的报告。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早年担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后以“稽勋生”名义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又长期出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按说这样的资历是容易摆老资格、耍官腔的，但以“科学救国”为追求目标的任鸿隽却仿佛并无此念。
任鸿隽一生所作的报告包括中国科学社年会的开幕辞、闭幕词、社长报告以及出任大学校长时开学典礼上的“报告”，还有以书面形式写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于中基会的情况回顾。这些报告大多写得简单具体，没有太多的修饰语。内容上则不外乎两点，一是讲理，二是说明。
任鸿隽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既以“科学救国”为己任，面对现代中国科学精神匮乏，而科学基础薄弱的现状，往往喜欢诉诸西方科学及其理论，以西诊中。然而，这些理论均以“问题意识”为向导，并非空谈。如在1921年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他就针对当时中国人习理工多取功利，而不知其所含的科学理念加以批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任鸿隽思想中一个核心部分，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在他看来，乃是一个整体。在《五十自述》里，任鸿隽指出：“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十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正是存此科学整体观，到1936年，在中国科学社二十一次年会暨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致词时，任鸿隽仍然对科学学科愈分愈细，影响到整体科学认识的现状，“一面固然是高兴，一面也不免发愁”。
说理以外，则是说明。这方面的代表要数《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中基会为管理和支配美国退还的庚款的机构，经费多资助科学文化事业。每年均有正式年报，罗列基金使用情况。这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虽非正式报告，但从内容看，却非常详尽。文中列出了许多图表，使一笔笔资助款的去向一目了然。同时，他还说明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所要达到的实际目标。说实在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各种监：督机制并不健全，中基会能有如此做法，主要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只有公开透明，才可能做到合理公正。这也是他们这一代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性所在。不仅如此，《回顾》中对科学研究及其现状的把握和定位也显示了任鸿隽等一代科学工作者卓越的眼光。任鸿隽写道：“科学研究的先决问题有两个：一是人才，一是设备。”在人才方面，中基会努力的方向是：“一、使已有成绩的学者得到工作的机会”；“二、使有希望的青年得到造就的机会。”
任鸿隽先后出任过北大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四川大学校长。与胡适一样，他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在普及科学之外，也想通过教育为中国的政治以及现代化打下一个“思想的基础”。教育思想也自然成了任鸿隽思想的重要一环。作为大学校长时他的讲话以及在大学所做的演讲，大多也是清楚明白，务实可感，兼与其科学理念配合的。比如他1935年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报告”，不仅列举了当时川大学生的数目、学校的设施、课程标准的厘定，更把“注意基本工具之训练”、“注重自动的研习”两点，作为教学基本原则。而这两点也正是任鸿隽所理解的落实科学教育的基本途径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川大四个学院和公共体育部新聘的二十五位教授和三位体育教师，任鸿隽都是当众一一介绍，而这些增聘的教授来自各地，且不乏一流的人才。
任鸿隽回国前曾致信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老朋友胡适，信中对自己回国后的志向略有提及。他想用一年作调查，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