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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苍白而显得有些挣扎无力。
然而我也不是一个西方的膜拜者。在我来说，弃绝历史、回避中国文化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1999年以来，我曾经有意识地弱化自己的民族主义理念，却并不能消灭我从肉体到精神的大国情结和中国梦，因为它从来不是短短50年的产物，它在经验上至少是160年来的聚合，它继承了汉代以来的2000年道统。即便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求得西人治国的精义，理解西人社会的文化，可是我从内到外，都在学习的同时不自觉地排斥着我眼前的世界，所谓的东西碰撞，就在我的脑海里掀动着浪潮。这样一来，学术上的困惑便和个体心灵的困惑再次融合在一起。这种疑虑是一种自觉，寻找支点的自觉。然而也掺杂着对个人历史的感性体验，因此带着一种怀疑的情绪，不停追问的对象，主要还是自己。精神的皈依，在于自我，精神家园，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见仁见智，或许我们都在一个手掌上跳舞，也说不定。然而在东西文化撞击我的心灵间歇的时候，我希望有尘埃落定的时刻到来，我知道自己向着一个方向而去，也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去。这个方向，就如朋友所说，扎根后，才可以向上开花。
于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打开同一本书，读经自《论语》始。
读经导言
■ 瞿旭彤
1、为什么习读《论语》？
1．1“吾道一以贯之”
宇宙论与人类学的自然和谐？（“我”的和“我们”的，个人的和集体的；人的／天的；为人／为学；内圣／外王）
参见李幼蒸《仁学解释学》，第1页，“天然彻底的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普适价值。
1．2“从心所欲不逾矩”
自由与必然的绝对同一？（礼／伦理的理解？出于个人生存意义的理解？）
逻辑与历史、历时与共时的和谐？
参见李幼蒸《仁学解释学》，第41、42页，“一以贯之”，“＇伦理＇思想与＇历史＇现实的统一体”。
2、如何习读《论语》？
2．1文本的角度（立足于当下的回溯与展望）：
a．考据／文本（／论据）的研习：（版本的收集／校勘／原始文本／训诂／句读／……／口传与书写／编纂／……）
b．辞章（／论证）：修辞？（文学的／政治＇学＇的／……）（文风，乾嘉学派与桐城派）（语录／对话体：口语化／富于乐感／优雅）（刻简）
c、义理（／论点）：文本的具体语境和处境，我们的具体语境和处境，尽可能地理解并且向自己和他者进行诠释。
2．2人的角度：
a．个人的研习（诵读／默想／体验／……个人玄想？）
b．共同体／“场”的研习（译佛经的例子，以既定主题为中心，进行持续性的对话，互相启发）
c．尊重文本，缓慢阅读（遵循了解／理解／解释与应用的步骤渐次登堂人室，以窥其堂奥）
3、个人和文化的诉求（天道／和谐／真理／正义／幸福……）何以可能？
问题的答案在“理”（Wahrheit）上是唯一的，在“事／世”（Wirklichkeit）上却是多样的。
土壤在哪里？根在哪里？何以存亡续绝？何以老树开新花？何以判断树已老、花为新？如何避免昙花一现？如何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树与地、与天和谐一体 （顶天立地）？非道弘人，乃人弘道？
“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
■ 张远山
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儒家认为，人生而不自由。这就是列于儒家《十三经》，被孔子称为“不学《诗》，无以言”的《诗经》十六字真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可见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天下奴，天下人实为“人下人”——帝王的奴隶。这一逆天灭人的奴隶主义伦理，被儒家视为“天之经，地之义”，“天不变，道亦不变”。
儒家先把“天下人”贬为“人下人”，随后再指明出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儒家认为，全体天下人即“人下人”的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其终极目标是“位极人臣”。“位极人臣”听起来荣耀之至，其实还是奴隶。
就其本质而言，分为“人上人”、“人下人”的全体天下人都是帝王的奴隶，就其非本质的区别而言，“人上人”是帝王的奴才，“人下人”则是帝王的奴隶。由于天下人都是绝对的“人下人”，因此无论在等级阶梯上爬得多高，也只是相对的“人上人”。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只是从“奴下奴”变成“奴上奴”罢了。“大臣”不过是大奴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隶。因此“人上人”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儒家最擅长遮蔽事实、掩盖真相，却自我吹嘘为“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说，不遮蔽事实，不掩盖真相，天下人就不会轻信谎言，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容易了。
一、君子和小人
儒家不满足于把“奴上奴”婉称为“人上人”，把“奴下奴”婉称为“人下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对居于全体“人上人”之上的帝王特别有利。儒家还进一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奴才与奴隶皆受奴役的专制主义真相，对居于全体“人下人”之上的儒家特别有利。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
由于天下皆奴，所以“小人”就是小臣、小奴。“小人”的真正对词并非“君子”，而是“大人”、“大臣”。“君子”与“小人”的受奴役本质完全相同，区别仅仅是受奴役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等级高低。简而言之，“君子”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小人”是为帝王“劳力”的低等奴隶。
帝王不可能凭一已之力奴役全体“劳力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劳心者”集团帮助他奴役天下，维持奴隶主义帝国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儒家正是霸占“人上人”、“奴上奴”、“君子”的职业垄断集团。天下人要从“人下人”、“奴下奴”、“小人”升级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必须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要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其教化洗脑，熟读并信从儒家《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向帝王宣誓效忠的集体求职报告。这份冗长乏味的集体求职报告，被奴隶主义帝国的首任董事长秦始皇愚蠢地拒绝了，结果经营不善，帝国很快就破产倒闭。然而资产重组后，奴隶主义帝国的新任董事长汉武帝欣然采纳了儒家的集体求职报告。从此以后，从总经理到普通职员，就业机会全归儒家。从此以后，《十三经》就成了天下人跻身“劳心者”集团的职业培训必读教材。“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成了儒家独家垄断的暴利行业。
儒家把儒家以外的全体“人下人”、“奴下奴”通统贬为“小人”，似乎一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不可能成为“小人”了。其实这又是颠倒黑白的“正名”：被儒家贬为“小人”者倒未必是小人，以“君子”自居的儒家中反而大多是小人，
非儒家的“小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不愿做奴才，不屑做“君子”。一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羡慕奴才特权，竭力跻身“君子”集团。前者实为大丈夫，后者才是真小人。
儒家“君子”也可分为两种：一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同时竭力否认，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是因为于已有利。一种并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但他非常明白，假装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正是因为于已有利。两者固然有真假道学之别：真道学并非真君子，而是真奴才；假道学是伪君子，但并非假奴才。然而一切奴才都不可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只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因而跻身“君子”集团但等级较低的奴上奴，无不在等级更高的奴上奴面前自称“小人”。
所谓“小人”，并非“人”的问题，而是奴的问题。卑鄙龌龊的“小人”行径，是奴才和渴望升级为奴才的奴隶的固有特征，是儒家奴隶主义教化天下的必然产物。仅仅批判“小人”和“小人”行径，而不批判制造“小人”且同样“小人”的儒家“君子”，无助于终结“小人”和“小人”行径。只有彻底批判儒家“君子”的奴隶主义，才能有效终结奴才、奴隶的“小人”行径。只要儒家“君子”的奴隶主义不被彻底消毒，“小人”和“小人”行径就不会绝迹。
二、有和无
儒家奴隶主义宣布，一旦“贵为天子”，就“富有四海”。天下人和天下物，都是僭号“天子”的独夫民贼的私产。因为“富有四海”，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朝代都可冠以“有”。汉朝叫“有汉一代”，唐朝叫“有唐一代”，宋朝叫“有宋一代”，明朝叫“有明一代”，清朝叫“有清一代”。但秦朝不叫“有秦一代”，因为寿命太短，仅“有”十四年。元朝也不叫“有元一代”，因为这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其大一统不仅包括全部中国“天下”，而且包括“天下”以外的许多地区，因此热衷于“夷夏之辨”的儒家不予承认。
或问：清朝也是异族入主中原，为何有资格叫“有清”？因为蒙元朝廷不雇佣儒家集团，把儒家集团贬为“九儒十丐”的臭老九，不让儒家“位极人臣”，于是欲做人上人、奴上奴而不得的儒家集团就动用“正名”利器，贬之为“夷”，不承认其为“夏”。而“以汉治汉”的满清朝廷雇佣儒家集团，于是做稳了人上人、奴上奴的儒家集团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