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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学者。他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王羲之王体书法，而且还拉得一手非常好的二胡。当了教授以后，又开始学了钢琴。我想，您的学术研究的兴趣，打通了东方和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是不是和您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和爱好有关系呢？
王岳川：当然。从我自己做学问来说，有十六个字为座右铭：“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对我而言，没有这四条，任何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但是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
王鲁湘：您对书法这种国粹，包括二胡这种国粹的喜好，能不能在差异性文化中传播？比如说你到日本任客座教授几年，除了讲中国的文化以外，是不是有时候也教他们写中国毛笔字呢？
王岳川：是这样。我在日本雪国很思念家乡，在樱花盛开的时节拉《二泉映月》，结果，我们专家楼上就有一个老美说：“How beautiful！”我回答说：不是西方小提琴比东方二胡要现代得多、洋气得多吗？他说，不！乐器、音乐不在于现代不现代，而在于是否打动你的心弦。我体认到，传统之所以还没过时，就是它还可以继续打动当代人的心弦。书法是东亚国家——“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对书法的喜爱包括对“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自信，有了这种自信和文化凝聚力，我就不再把书法仅仅看成是书法了，而是看成一种东方哲学精神。
王鲁湘：您的这本大作《发现东方》刚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我还没来得及拜读。在《发现东方》中，有没有劝西方人同时发现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二胡呢？
王岳川：这是第一步，因为我后面要讲到“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再也不可以等着人家来发现你，“发现的主体”不再是传教士，不再是西方，而应该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对象”也不再是那些落后的、僵化的、保守的东西，而是经过现代化的欧风美雨洗刷后，中国文化的整合形式。我们在发现过程中，书画、音乐等是最好的文化输出途径，然后是思想文化，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化。
王鲁湘：可惜今天的现场没有办法让王教授一展他非常俊朗的书法和漂亮的二胡演奏。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给我们演讲。
王岳川：非常高兴能够到“世纪大讲堂”来做“发现东方”的学术讲演。事实上“发现东方”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大家可能问，东方不是在这儿吗？中国不是存在于地球上吗？为什么还需要重新“发现”呢？“发现”一般都是说失落的文明、淹没不闻的文明，而中华文明可以说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存在而没有进入博物馆的文明，为什么还要说发现？“Discover”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发现”是在哪个层次上？国际和国内的语境是什么？这一切似乎都是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后现代社会中——21世纪人类处于文化转折的关键时，即从工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或转向知识经济时才提出这个问题呢？下面，我尝试着来回答这些问题，并力求寻求答案。
西方一些教授提出：现代化等于西化，西化等于全球化，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美国化等于基督教化。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中国现代化仅仅是为了成为美国化，或者基督教化，那我们把人类未来的一个目标看成是什么呢？变成了“中西之争”，也就是说认为东方或者中国是远远不如西方的。这恰好遮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古今之争”，就是说传统价值的失调，过去很多诸如价值伦理等问题暴露出来。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西之争“，而在于”古今之争“。过去很多问题流传下来，在时代的发展中又不能完全解决，老问题出现在新环境新世纪当中。那种将“西方”看成人类最终解答东方困境的根基的做法，是大错特错的！我张扬的是“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换言之就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曾经为人类的推进做出过贡献的，在今天都应该把它好的东西分别出来。因此，人类已经成熟，不再是全球一体化，不再是西化，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这意味着如果放弃“古今之争”而过度强调“中西之争”，就会出现以偏概全的伪问题，就会认同这种说法：文化每天都在死去，语言每一年要死去将近50种，最后只剩下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这样13亿人言说的汉语就在全球化中变成相对于英语而言的一种“方言”；文化正在消费主义中平面化，只有一种文化存在，那就是美国的POP文化。难道我们就不为尚存而没有被完全击毁的东方文化形态的当代处境和未来空间思考一下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全球化等于全球本质化，或者叫“同质化”。意思是全球文化都一样了，这个蓝本和模本的原本是美国。我们今天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还剩下多少带有本民族色彩的东西和气质呢？我认为全球化不应该是同质化，而应该是在全球化中让世界所有国家“学会尊重”差异化。差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一，科技一体化。今天再也不会蠢到这种程度：认为坚船利炮不可学，在科技方面几乎可以98％拿过来。那为什么2％不拿来呢？那是因为战争、核武器还有很多丧心病狂制造病毒这些科技，我坚决反对。二，制度的并轨化。我们现在看法学家、经济学家非常走红，原因何在呢？在于我们国家在跟西方的很多的制度方面正在并轨，该不该并轨？应该。但是作为人权问题，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我认为是80％的相同，20％的差异出现了。三是文化的对话化。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很多人不太感兴趣了，因为它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现在这个冲突大家已经看到了，剩下的是什么呢？是儒家文明或者是杜维明说的儒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齐泽克提出不再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这种提法，值得思考。最后，是宗教或者是信仰的对抗化。可以说在世界上很多文化可以多元互动，但是在宗教方面对抗性却是越来越强。可见全球化只可能在全世界的物质生产、物质享受和大众文化方面比较具有同质化。但是在思想、在宗教、文化的灵魂方面的差异性则越来越大，而且还必须学会尊重差异，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喻：为什么女权主义会如此火爆？为什么今天的中央电视台播新闻时，旁边会有人打哑语？要知道聋哑人在中国非常少，但这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就是要学会尊重差异化。
尊重差异化对中国或东方来说不成问题，谁还不太会尊重差异呢？谁的国家没有外语呢？谁的国家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具有一种中心主义倾向呢？那当然就是西方。西方今天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西方的国际论坛上，不断出现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关于差异问题的讨论。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等别人来讨论，或别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开始自己做。
二、在生态社会中“发现”中国文化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不可忽略：中国古代文明今天是否失效？一说起来，总是有人强调中国“四大发明”了不得，但今天“四大发明”已有两大发明遭到质疑。一个是1966年韩国庆州在维修佛塔的过程中，把塔砸了一个大洞，发现了藏经洞中的经卷，长达好几米。这个经卷是公元706年正处中国唐代时期的雕版印刷品。韩国在1966年初出土这些文物文献以后，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还无暇顾及。“文革”结束以后，钱存训教授告诉中国学者，你们要注意了，韩国在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搞现代化，抓科技、抓经济的同时，我们不太重视到的文化，却被周边国家如此重视？
印度学者Pratibha Prabhkar Gosaui1981年提出，纸是印度发明的，而且是在公元前4世纪，想想咱们东汉造纸比它晚了多少年？其实请教一下季羡林先生很快就得到回答——印度梵语kakali这个词（纸），是公元7世纪才出现的。福柯说“词和物”之间的关系是对应关系，如果印度纸是公元前4世纪发明的话，那么它的相关的“词”就比“物”晚了一千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的纸只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考古“神手”叫藤村新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长达28年地作伪，作什么伪呢？就是把日本的历史从三万年前推进到七十万年前。大家想想，一个考古学家长期作伪是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他是在为他的国家证明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他要证明历史呢？七十万年的历史比咱们周口店还要多二十万年，你想想是什么道理？鉴于这样的情况，“四大发明”被人质疑，中国应该重新来清点自己的遗产，重新发现自己文明的四个部分：哪些文明永恒地变成了消逝的文明？哪些文明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电脑硬盘一样需要整合？哪些文明经过了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后，事实证明它已经失效了，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哪些文明我们中国人是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