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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机和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文路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手头的《炎黄春秋》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杜老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有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杜老老而弥坚而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这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有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聊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陈四益：《作秀的难处》，《读书》2008年第9期）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责任编辑 吴 思）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王贵肚
70年前，56岁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去世。他一生有许多传奇：23岁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从此学校将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第一；30岁他被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因抗议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百般刁难而拔枪自杀，伤愈后与护理他的日本女子佐藤结婚；“西安事变”时他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却以谋士风范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有个女婿叫钱学森，美国人称钱“一个人可抵五个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社”的成员，写过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由梁启超先生作序，今天仍是美术学院的教材；1923年他就预言中日之战是“持久战”。1938年完成了著作《日本人》，最后一句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黄炎培先生在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一、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1882年，蒋百里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海宁。1900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学习，两次考试都名列冠军。杭州还有一所东城书院，他课余参加应考，五次考试还是全列第一。从此，他名声大震。1901年，他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惨痛教训中省悟，决心弃文习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他与同是浙江人的同学蒋伯器，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两蒋，倾国倾城”。在此期间，他与士官学校的同学蔡锷成为莫逆之交。蔡锷讲：“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这句话，促使蒋百里终生献身国防。他们两人与另一位同学张孝淮，被誉为士官学校的“中国三杰”。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按照日本的规矩，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却不料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视为奇耻大辱。从第四期开始，士官学校的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冠军。
1906年，蒋百里回国。浙江抚台张曾扬久闻他的大名，想委派他做第二标统，他却举荐了同学蒋伯器。蒋伯器凭借这个职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浙江都督。蒋百里在老师的举荐下，进入东北总督赵尔巽的幕府，任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可谓少年得意、飞黄腾达。他向赵尔巽表示：“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赵尔巽非常赞同他的想法。蒋百里来到德国，在第七军任实习连长，统帅就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当时，德国军官看不起这位文弱斯文的中国军官，但一个德国教官说：“你们不要嘲笑他，看他的步伐，就知道他骑术的高明。”的确，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就是有名的骑手，从来不用缰绳、马鞭和马鞍。有一天，兴登堡元帅召见蒋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此话传出，蒋百里在国内更加名声大震。他的德语老师阿司特夫人30年后对蒋百里的女儿讲：“你的父亲年轻时在柏林参加跳舞竞赛，以华尔兹舞夺得第一名，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秋深了，树林旁的人行道上，徐徐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诗。依稀如神仙中人，这就是你当年的父亲。”
二、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
1910年，蒋百里回国。当时的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邀请蒋百里担任禁卫军的标统。蒋百里讲：“我在日本当过排长，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为管带。我做事的目的还是在求学，要一级一级地历练上去。”蒋百里虽然任管带，但良弼大事小事都向他咨询，实际履行参谋长的职责。1911年，蒋百里的老上司赵尔巽奏调他复任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由中校一下子跃升为中将，“直升飞机”坐得太快，“上谕”只好以“二品顶戴”任用。当蒋百里辞去管带的时候，因为平时深得人心，所辖官兵包围着他不放行。最后还是良弼替他解了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接了下来，当天离开北京。
蒋百里到东北的第一课，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蒋百里认为，练新军必须除旧军，招抚改编的绿林队伍应在淘汰之列。当时招抚队伍中任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视蒋百里为眼中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将东北三省大部分新军调往关内，赵尔巽只能对旧军采取绥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