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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
农民工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或脏或累或有危险性的工作，却始终没能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中被歧视，而且还会遭遇拖欠工资，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几年，农民工和社会的冲突不断上演。城市的失业人员也曾到政府门前静坐。代际贫困则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
某种意义上，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这无疑是危险的。
进入2006年11月份以来，粮油价格上涨。对此，有调查显示，77。1％的人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使他们“生活压力增大”，84。0％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粮油涨价已经给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城市贫民阶层对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格外敏感，任何一点价格的上涨，都可能变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量在贫民边缘游荡的准城市贫民，则可能因为价格的一点变化降为贫民，贫民规模的增大同样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次价格上涨中，国务院温家宝亲自看望了部分困难群众，了解粮油价格上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狭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城市贫困人口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低保覆盖面增大了许多，全国每年为贫困人口支出的经费约200多亿元。同时发展了多种临时救助和专项救助，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专项救助，北京专门有一个对贫困边缘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农民工也被“正名”，明确提出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业内也在讨论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和反贫困法的立法问题。但是，不管救助体系多么完善，从长期看，这只能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中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是一种亡羊补牢，立法则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解决问题，都无法消除造成城市贫民的根源。
目前中国的城市贫民大多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剧了这种贫困，我国社会贫富差别还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更是大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贫穷者则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 1。4％。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城市贫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
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和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意味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边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表明作出牺牲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接近付出的极限。这个时候，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不够通畅，社会矛盾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可以通过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多种方式进入城市，而不是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干。而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现在，虽然考大学依然是农民进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为这条通道筑起了一道屏障，近几年，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大学的大有人在，不仅仅是农民，工人家庭也存在这个现象，他们手中的钱可能比农民稍多一点，但供出一个大学生也是倾家荡产。
而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打击了这些家庭负债让孩子上学的勇气。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学歧视，高额的借读费让大量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很少，大多还属于非法，教学质量差，农民工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加渺茫。在城市，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点中学招收的公费生逐年减少，自费生却逐年增加，巨额的择校费把贫困者挡在了门外，富有者则可以用钱买来机会。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取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当教育变得势利，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狭窄。
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正常的流动秩序，城市贫民阶层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门槛，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凝固化的迹象。“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样的社会是让人绝望的，向上流动的通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渠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民众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对社会最底层来说，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40
变味的“爱国主义”
魏剑美
近日拜读了一本“爱国主义读物”，受益匪浅，方始明白我泱泱中央大国、炎黄子孙可引而傲天下者居然俯拾皆是：机器人决非西洋佬始创，我国早有动力学权威鲁班大师攻克该项科研项目；诸葛先生的“木牛流马”比起洋人的汽车、火车来更是早了千余年；至于电子计算机，当然更得在我们的算盘面前自称晚辈……总之一句话，凡荒蛮夷人、长毛洋鬼所谓之现代科技，考其起源，都可纳于我国古人的伟大发明创造之后。作者最后大发号召，要求广大学子乃至全体国民为我泱泱大国的伟大文化而骄傲，为我们祖先的“先见”之明而自豪。
爱国，当然是一国公民所应当具备的起码情感。对青少年加强爱国方义教育也是媒体、作家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许多年以来，我们的“爱国主义”事实上一直在一个误区内转悠，以为爱国就是坚信自己民族的一切都好，就是拒绝承认他国的优秀、先进。于是我们的媒体、书本反复宣扬“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勤劳勇敢”，宣扬长城、故宫、“四大发明”，宣扬中国人如何扬眉吐气难倒“老外”。在这种“爱国主义”文化的熏陶下，于是有了1997年“十强赛”前大连金州某宾馆经理的拍胸脯保证：一定让伊朗队吃不饱、睡不好，浑身不舒服却又说不出不舒服在哪。
于是有了《我所见到的鬼子兵》作者方军对日本“老鬼子”的庄严宣战：“现在再到卢沟桥来打一仗，我们一个营，你们一个师，你们敢吗？”
于是有了中美拳击散打对抗赛后的骄傲结论：通过这一场比赛，中国武术和西洋拳击熟优熟劣已有结论。
于是有小伙子在公交车上抢在外国女士之前占了位子还要放言：“都什么年代了，咱中国人还怕她洋鬼子不行！”
当然，一个饱受凌辱、蹂躏的民族关乎国格、气节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这可以理解，但若一味借辉煌的历史甚或想像的辉煌历史来自我陶醉则未免阿Q气太重，再若一味扬己贬人则更不利于同世界的沟通与交流。时代不同了，屈辱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藏在心中，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学习别人、尊重别人，甚或赞美别人都不是屈膝求欢、卖国媚敌的丑事，相反还会增进与他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以我们的谦虚、友好、勤奋去赢得“老外”的尊敬，去树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
韩国人真诚地羡慕我们：“你们有鲁迅，而我们没有。”我们不认为他丧了国格。相反，他让我们感觉到了韩国人的自省精神和文化品位。勃兰特总统在波兰烈士陵墓前跪下了，全世界都没有认为他丧失了国格。相反，德国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谅解，该国政府检讨历史的勇气赢得了普遍尊敬。与此不同，日本政府是“爱国”的，年年有人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辩护，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种“爱国”事实上是误国。
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明白并告诉青少年的是：爱国不仅仅是热爱祖国的辉煌成就，也包括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对无知与错误决策的检讨，对苦难与屈辱的缅怀，并且学会对他国和他国文化的尊重。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32
爱是100∶0
＇美＇桃乐茜。卡斯派
在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女的时候，心目中的爱和婚姻是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式的。家政课上，老师让我们设计完美的婚礼和婚庆接待会，包括婚礼最后抛撒大米，新郎新娘乘坐豪华轿车缓缓离去，就像电影中那样俊男靓女终成眷属，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立志成为一名hushi。我忘记了婚姻，把它抛在脑后，因为我要救死扶伤，四处游历。然而两年后我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他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过去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不能是农民或者奶场工人。可是最终这两点我都违背了，我要嫁的这个人家不仅耕种着大片土地也饲养着大量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