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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九日上午，阳光烂灿。
这是华盛顿邮报预报说樱花盛开的日子。由于前几天出现降温天气，华盛顿纪念碑和杰弗逊纪念堂一带的樱花并没能像预报的那样盛开，观花的游人寥寥无几。但是，在附近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前面，却有很多人在排着长蛇队，耐心地等待进入博物馆参观。开放才两年左右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是华盛顿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里陈列着从欧洲各地以及从各处纳粹集中营收集的实物以及历史资料。幽暗的灯光下，尽管隔着玻璃，纳粹集中营受难者一口袋一口袋的头发、堆积如山的鞋，仍然使人感觉到战争和死亡的寒冷。
博物馆西门门口不远的地方，大片樱花树暗红色的枝头有些已经发白，那是些不畏寒潮的樱花在开放。一个十三四岁，身穿T恤衫、头带遮阳帽的男孩在反覆地擦拭镶嵌在门前地上的一块磨光的花岗岩。花岗岩上刻着一首诗的片断：
很长很长时间过后，／我会再好起来。
那时我会愿意活着，／我还要再回家去。
下面刻的文字说，这是一九四五年在泰雷津（Terezin，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聚居区发现的一个孩子的诗。从这片断来推断，这孩子看来当时处于困苦之中。他可能在为患病而痛苦，也可能是为失去自由而痛苦，或者是两种痛苦兼而有之，使他痛不欲生。可是，这个孩子在困苦中仍然不愿意放弃生的希望，不能割舍美好的幻想。他肯定是在幻想将来有一天，他能过上自由而幸福的日子，再享受到跟亲人在一起的快乐。这个孩子大约已经在五十年前的劫难中夭折了，像是没来得及开放就被摧毁的花蕾，或是仲夏夜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五十年后的今天，卢旺达五十多万人被集中性屠杀。萨拉热窝城一批又一批的老少男女仍然在全世界电视观众面前被零星地屠杀。日本有人声明当年日本皇军并没有犯下那么骇人听闻的暴行……在这样的大图景当中，战争的逻辑强大得看来不可阻挡，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微小而脆弱。
在“纳粹大屠杀博物馆”门前擦拭花岗岩的男孩站起身来，走到排队的人群里面，跟一位看来是他父亲的男子说了一会话。然后，他又回到刻着诗的花岗岩前面，俯身擦拭那块早已经干干净净的石头。他的T恤衫上印着：“Israel Just do it”（以色列，别管那一套，干吧）。这个男孩或许是个犹太人。我对他很好奇，“‘干吧’是什么意思？干什么呢？”我没有去问他。
附记：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的一则报道，报道了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有一个四处躲藏、不愿意参加战争的二十八岁的男性难民。他不愿意卷入战争，从而杀人或被杀。他的一席话，显示了在当今世界坚持基本人性之难：
“现在我有几个行动规则”，这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采访的男子说。“我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都非常小心。我总是不挨近那些大热天还穿外套的人，因为便衣警察用外套来遮盖手枪、手铐、无线电报话机。我从来不去难民聚堆的地方。我也从来不去看电影。警察抓着我，就要把我送到我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的地方。他们想让我回老家去，可我并不是回去保卫祖国，而是去保卫一个不民主的政权。在我来说，现在保卫我的人民的真正利益的途径就是当逃兵。”
（《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A6页）
①美国政府当时实行的强迫迁移、关押，给日本侨民和日裔美国公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美国舆论基本上形成共识，认为那种根据出身和族裔、而不是根据具体的行为对人区别对待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对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造成众多平民伤亡的问题，美国人现在仍然是无法平静地讨论。今年五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在争议声中挂冠而去。从这里也可以见出战争逻辑的强大：“为了战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些人，在有些情况下牺牲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谁愿意把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亲友当战争的牺牲品呢？似乎很多人没有想、或不愿意想这个问题。
丁泽
“请让我申辩”
苏联作家巴别尔最后的日子
巴别尔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苏联文坛上闪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苏联未曾出版过他的任何作品。他的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中国已度过翻译苏联文学的“蜜月”，何况他那样的“回归作家”，更无人翻译。无怪中国读者不熟悉这位堪称苏联文坛大师的作家了。
巴别尔一九二四年开始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共写了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结集出版，定名为《骑兵军》。出版后各流派的评论家交口称誉，一致认为《骑兵军》是文坛的重大收获，真实地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神态。但《骑兵军》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将领。原军长布琼尼一九二四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纂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布琼尼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的批评毫无说服力，不过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指出：“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他创作的基本内容。”这场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却未得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一九二八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同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接着又对巴别尔破口大骂。高尔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开门见山写道：“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的《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对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高尔基接着反驳道：“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二十年代尚未产生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所以围绕《骑兵军》的第二次交锋，仍无人能下结论。只是当事人巴别尔在双方炮火交织中身心交瘁，万念俱灰，无力握笔。此后发表的作品更少。除《骑兵军》外只有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和短剧《晚霞》。所有作品汇集起来仅是薄薄的一个集子。但在苏联和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竟名列榜首。以一册薄薄的集子被公认为文学大师的作家，在苏联文学史里恐难找出第二个人。
巴别尔时乖命蹇，半生坎坷，但直到一九三九年祸从天降之前，并未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年五月他突然被捕，并被控告三项吓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白面书生如何一夜间成了十恶不赦的“人民敌人”了呢？只怪他性情率真，说话无遮掩，交友不慎。法国历史学家苏瓦林在《同巴别尔的最后谈话》一文中披露，巴别尔在言谈中曾两次冒犯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布琼尼妻子突然自杀，但传说并非自杀，而是被丈夫杀死，因为她对逮捕托洛茨基极为愤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斯大林妻子阿利路耶娃自杀，有人把两桩自杀联系起来，怀疑出于“同一模式”。巴别尔认为这种传言并非不可信，对苏瓦林说：“布琼尼杀死妻子，又娶了位资产阶级小姐……斯大林知道他历史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至于布琼尼的“污点”同斯大林历史上的“污点”有无相似之处，巴别尔说：“我们这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些话很可能传入克里姆林宫。另外，巴别尔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说：“……杜撰出来的庸俗官话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我们倾诉爱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将像足球裁判那样对着话筒表白爱情了。”谁都明白巴别尔所说的“表白爱情”是指对斯大林表达热爱，斯大林当然也明白。
此后巴别尔便受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记录下来，存放在克格勃的档案室里。如今这些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