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合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 ○年版，12元；《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阎步克等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4。9元）
①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②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盖怀李陵》（散文）。
李零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现代化 罗兹曼主编 21。00元
中国：传统与变革 费正清、赖肖尔 13。80元
中国政治 汤森 13。00元
儒家思想新论 杜维明 6。20元
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墨子刻 8。60元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柯文 8。80元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张灏 7。50元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史华兹 8。00元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周锡瑞 12。90元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 格里德 11。50元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艾恺 11。90元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郭颖颐 5。60元
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 9。00元
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帕金斯 9。00元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夏瑞春编 8。50元
以上各书，北京万圣书园可以邮购，办法见本期159页万圣书园邮购信息。
广告
二客
《陈寅恪诗集》有一九六二年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不用杨枝伴乐天，幸余梅影晚余妍。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南国有情风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元（原作“元”，误）。”诗题中“二客”是陶铸和胡乔木，此点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有言及。更重要的证据是，诗题中的“因有所感”即指谈及的著作出版事。《事辑》引交代稿：“又谈起我的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我早已交给书局，迟迟还没有出版，因此我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他（胡乔木）笑着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诗中“文章岂入龚开（宋人，入元不仕，抱节终）录”、“名山金匮非吾事”便是由谈话内容引发的感慨。
辛华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近代西潮入侵，不过在沿海小胜中国数次，中国士人的危机感却甚强，咸认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始则认为是几百年未有之变局，继而危机感日深，年代亦复加长，不久乃大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提法且渐成时代共识，今人亦多视为成说而频频引用之。此中原因甚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大约是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中国文化。用今日的话说，西方的目的主要不是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这是最可行，也是最经济，即效益最高的取径。
晚清士人喊得最响的就是“亡国灭种”。这里的“种”，也不是生理上的“种”。盖中国人太多，实际上是灭不掉的。种也者，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仍是今人爱说的“文化”。昔日中国士人讲文化，也颇类今天的西人，有大文化小文化或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分。用中国士人的话说，上层文化是“教”，下层文化是“俗”。古代中国人深知文化的敏感性，对待周边的异族，基本是“修其教不易其俗”（《礼记·王制》）。后来异族入主的朝代，对汉人又多反其道而行之，大致是“易其俗不修其教”。尚武的清人最典型，他们对可以当兵的汉人男子，必命其变发式，易服饰，以强调其为“中夏之主”的征服者地位。但对僧道、女子等与军事关系不大者，则任依其旧。在政治制度、纲常名教及学理上，更基本上采汉制。故既有“以夷变夏”，又有“以夏变夷”，妥协的余地尚在。这是后来汉人终能逐渐接受并认同于大清的根本原因。
西人则不然，一开始就表明中西之争最终是文化之争。故西人每战胜一次，都要强调其船坚炮利不过是文化优越的表征，以期通过军事战胜达到文化征服的目的。既然是文化之争，传教士就处于中西之争的最前线了。实际上，传教士也是文化征服事业最积极最坚决的斗士。盖真正的“资产阶级”只要能有利可图，有时尚可允许被侵略人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教士以基督教的排他性为基准，眼光也更远大，在文化之争上恰最不能妥协，一定要全面的征服。正因为如此，中国士人所感知到的文化征服之威胁，也多是来自在中西文化竞争中最活跃的传教士。近代以还，反洋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始终是中西之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侵略性质的认识之逐步深入，反洋教的势头也日渐增强，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更发展成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
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运动，大陆学人过去却甚少研究。不仅无专著，单篇论文也极少见。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工具书中，通常连词条也看不到。在许多中国近现代史的小题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