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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生产性的，以摆脱对真实的惟一性拥有或权力的裁决。传播空间的基础是象征生产结构当中的意义和表现的合同，涉及到对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的把握。“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存在的基本条件，社会现象的各种状况，都汇集在社会环境内。从这个观点看，社会环境这个定义显得更加重要。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才可以避免个人主观的臆断。”（〔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从这一原理出发，透过传播内容来进行对大众传媒的内外生产环境的考察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点。
当我们在透过“城市·重视”这样的媒介观察的方式来认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时，看到的是一个被媒介化的社会围绕着影像传播的形式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评估。这种同时具有观赏性、批评性和研究性的文化活动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通过生产社会存在的想象关系来产生社会想象意义的制度。
耶里内克是谁
■ 尤小立
诺贝尔奖的魅力之一，是它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1974年，哈耶克获经济奖，1983年戈尔丁获文学奖，包括2002年日本学者田中耕一获得化学奖，都经历了一个先引发疑问与惊呼，然后再由衷叹服的过程。今年的文学奖也不例外。耶里内克，我们除了知道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钢琴教师》以外，还知道什么？
不知道本来是不可怕的，英国作家戈尔丁获奖前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漓江出版社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我们起码还可以通过《蝇王》这样的现代寓言来领略一番大家的魅力。但这一回我们只好先借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钢琴教师》来想象大师的文学功底，然后再静候出版社译出耶著的“佳音”了。
现代小说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是上世纪初的事。但那时的中国文学家们是与世界文学基本同步的，有学者从鲁迅作品里读出了表现主义的意味，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更是日本同名流派对中国作家直接启发后的产物。经过八十年代开始的一个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大轮回，到九十年代，应该说，是可以与世界文学再次同步了。但现在看来，两个齿轮的转速还是相差得很远，转到“耶里内克”这个齿上，我们中国的文学界又对接不上了。
瑞典皇家文学院对耶里内克作品的评语是：“她在小说和剧本中发出的声音和阻抗之声，如悦耳的音乐般流动，充满超凡的语言热情，揭示了社会的陈腐思想及其高压力量。”如此诱人的评语，诱人的意味，相信中国读者都有一饱眼福的欲望。然而遗憾，我们的文学界，不仅是批评的缺位，翻译也在缺位。
经济大潮的冲击，大众文化的泛滥，都是客观原因。从文学界本身看，当下的中国文学界也太顾影自恋了。“70的一代”出现后，“60的一代”就老了，现在批评家又在炒作“80的一代”，批评家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证明自己还没有老。重新点燃读者的热情，是一种理念上的奢侈。如果文学作品的读者都在18岁以下，那么，超过这个年龄的人，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在重拍的类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旧作中获得文学的享受和阅读的快感了。批评家如此，作家又是怎样呢？谁还像以前一样，兴奋地谈论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或罗伯—格里耶？可能自从诺曼·梅勒之后，外国作家就成了小型沙龙的议题了。大江健三郎到中国来，只有作家莫言好像比较起劲，他们之间相谈甚投缘。据说，米兰·昆德拉又热了起来，可是到坊间瞄一瞄，那大摞的未售出的存货，令人怀疑那可能又是一堆新闻炒作的泡沫。白领们是爱看昆德拉，但他们与韩少功那一批作家的理解和同时代读者的惊讶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下中国，昆德拉已经正式走进了文化消费市场。
我们的文学界（包括文学翻译）好像总在被动的状态中徘徊，去年匈牙利的库切得奖后，我们这边才赶紧联系组译，这回耶里内克折桂大致也是如法炮制。这种“与国际接轨”简直让人无所适从，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速译”作品是文学的成果，还是商业的产物。
沪上有名翻译家正试图以一人之力重译《追忆似水年华》，并且已经有首部问世。以前，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是若干个翻译家的集体成果，鞠躬尽力，填补空白，但语言风格毕竟不一。翻译家个人有重译的决心和愿望，值得尊敬。但与此同心，又有同样能力者，太少了。据我所知，现在国内大学外文系的教师，多喜欢口语，他们宁愿屈尊当陪译，也不愿意花时间在笔译上。立竿见影的事，着实吸引人，将口语放在第一位的人，是不屑于文字的，他们天天等着约请的手机铃声响起，当然没有研究海明威语言特色的闲心。一个外文系的研究生不事文字翻译不再是稀奇的事，倒是钟情文字翻译者会引来疑惑不解的目光。
一切都变了。
有人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二十年后，中国又会有个文学的高潮，因为现代化之后，人们自然会有强烈的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但这二十年怎么办？像国画家那样“留白”，然后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用“暂时的低谷”来自欺欺人吗？当今中国，一年有至少二百多本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问世，数量上是有绝对优势的，现在是个讲求数量的时代，学术界不也是在量化指标下生存吗？
乐观者可能会预测，二十年后，多数中国不再需要翻译，新起的一代将直接通过阅读原文（作）来与国际接轨，那样岂不是“治标又治本”了。但我们仍有担心，毕竟有二十年的落差，中国人到时候，读得懂文字却可能读不懂外国小说的意思了。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应该是个欣赏能力较高的群体吧，但在我接触的大学生中，能够顺利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少得可怜。他们被无形的压力控制着，被逼着走在考级、考证的大道上，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外国经典，就是读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也感到了“阅读障碍”。“名字记不住”，“进入不了”，是最常见的说法。但这还是好的，他（或她）还试图去读，有的学生干脆不接触原作。他们都是根据教师的讲授间接地了解原作，然后在聊天中拾人牙慧，假充内行。外国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则根本是个天方夜谭，连教当代外国文学的教师也公开在讲台上感叹“读不懂”。“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还是外国文学教师的常用套路，遇上以“碎片”为“信条”的巴塞尔姆的作品，则只能王顾左右，或者抽出意识形态批评这个用惯了的铩手锏，加以高傲地搪塞。
“读不懂”，就可能避开，避不开时，就以空话掩饰。这种恶性循环，使更多的人远离外国文学的作品。外国文学研究界有“回归文本”的呼吁，的确是有感而发。但当彼此都仿佛“跟时间赛跑”时，一切的呼吁、担心，都只能是呼吁、担心。
中国文学的普及需要培养“读得懂”和愿意去读懂的读者，他们应该来自各行各业，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性别的限制，没有专业与业余的区分。中国文学的提高也需要与世界同步，不仅是时间上，也包括精神上的同步。后者才是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关键。自恋的文学，是圈子文学，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产物，它实质上是缺乏真正的自我的。文学界的自恋，是一种自我封闭，它不仅在中国与外国之间，也在作家与读者之间，作家与社会、历史之间树起了一道高高的篱笆，隔绝的文学是无法承担人的精神自觉或审美提升的责任的。
快节奏的时代，也不能一味地强调速度，走向多元才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近来有个别知名作家对“比慢”的倡导，也许更接近于文学（可能也包括学术）的本质。“人是思想的芦苇”，而思想是需要沉静的。有民歌唱道：“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正是思想者放飞思想的时候。
人类道德危机与宗教伦理关怀
■ 学 诚
如何准确把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如何充分挖掘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具体到道德领域，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宗教伦理思想体系、宗教道德规范中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分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新世纪宗教工作的重大课题。认真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陷入日益严重、不断蔓延的道德危机的世界人类来说，又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这一重大课题需要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参与，本文试作粗浅探讨。
当代人类陷入严重而又紧迫的道德危机，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各大宗教，寻求摆脱人类道德困境、医治人类道德痼疾的有效之方。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未消除人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更不用说消除由人类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所引发的各种人为灾难。我们以追求幸福和实现现代化的名义毫无节制地掠夺赖以生存的地球，使地球的生态受到破坏，污染日益严重。为了一己之私，很多人不惜对大自然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了一国之利，许多国家不惜对别国转移污染，以邻为壑。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可谓一日千里，但同时，忍受饥饿、营养不良乃至因贫困而疾病缠身、坐以待毙的人，被贫困剥夺去受教育机会的人，沉迷于吸毒、罹患艾滋病的人并没有由此减少。
现代人类道德危机的症结何在？从表层上看，可以说是“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