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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的一定身份进行的，因此，互动中的村民是一定类型化的主体，并不是完全个体化的村民”。也就是说，在村庄政治中，“身份”类型决定行动性质。而什么决定这种至关重要的“身份”呢？我们在这里得不到答案，只看到了那些政治人物在村前庄后奔波鼓噪，而更多普通村民则面无表情地观望和跟从。由于有了这样的理论假设，作者在列举了精英的种种动员手法和技巧后，也就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普通村民在参与选举时既表现出被精英动员、服从精英意愿的一面，又表现出独立于精英意愿、自主参与的一面”这样的基本事实了。这也许正是精英政治的困惑。
我们正是在作者对村庄选举故事的详尽描述中，迷失了对村庄选举的认识和村庄政治的理解的。如果我们抛弃那些高深的分析工具或理论结论，也许问题要变得简单得多。事实上，就政治的外在形式而言，在一定的意义上，选举政治也是精英政治。与专制政治所不同的是，选举政治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即一方面，精英们在主导着选举，主导着选民；而另一方面，则是选举制度在改变着精英，选民的社会需要也在制约精英政治。而就政治的内在特征来说，任何政治，无论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社会利益关系博弈的外在形式。政治精英们的活动，从来不是凭空进行的，他们的政治行为有着基于利益而建构的逻辑。同样，村民们也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投票工具。理性算计是精英和村民们进行政治行动的共同依据。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状况，只是表明现在的村庄政治活动所代表的利益是否足以让他们采取理性行动。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看不到政治行为背后的利益博弈关系，而只看到了政治精英之间的争斗，那么，所描述的“事实”也只能是“部分事实”，甚至不是真正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不完全的结论，甚至是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正是基于此，我们对村庄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们的评价也不能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寻找到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
猜想
读了《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心里只觉得很“堵”，作者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古犹太人的后裔等等，对这样的设想，我不想多说什么，中华民族是哪个民族的后裔还是中国土著甚至是天外来客，人们都可以去自由想象、任意猜想。但这本书在历史知识、语言知识和逻辑论证方面的常识性错误，让你不能不“堵”啊。
先说历史知识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吧。该书说，三星堆文化大约在3000年前，而该书在讨论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来源的时候，更多是运用几千年之后的材料和证据，这是该书最明显的常识性错误。
例如：书中谈到三星堆人崇拜数字“5”，为了说明三星堆文明来源于西亚和北非，书上用埃塞俄比亚和中东有些国旗上有五角星，来证明三星堆文明崇拜“5”和西亚、北非人崇拜“5”相一致，其实这样论证问题无疑是以今证古。因为， 3000年的历史是多么漫长啊！3000多年之间的人类社会又会发生多少的变化！今天的西亚、北非人是3000年前西亚北非人的直系后裔吗？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那么其他的结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再说了，不仅埃塞俄比亚国旗上有五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也有五星，而且还是五个呢！在这里非要说明三星堆文明来于西亚北非，自然是舍近求远。
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文盲老头儿点了一出“关公战秦琼”的戏，大家听着好笑，就是因为关公和秦琼可以出现在同一舞台上，但两人不是同一朝代的人，不可能见面打仗！以上以今证古、以后代证前代的例子和“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有什么两样？不过，这类“关公战秦琼”的故事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可是发生率很高啊。
该书180页下半：“那就找到汉代人之所以钟爱这个‘汉’字而把这个朝代命名之为‘汉’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汉族’命名根源。”读了这样的话，稍有历史观念、历史常识的人都不免会问：“汉朝”是汉代人命名的吗？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号，汉代国号“汉”，唐代国号“大唐”，清代国号“大清”，至于“某某朝”都是后代人对某一国号时期的称呼，也就是说，汉代人只有可能给自己的国号取字，却不能为自己的朝代命名。这种表述反映了作者缺乏历史观念和历史常识，难怪书中处处“关公战秦琼”呢！
再说语言知识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吧。
该书183页下面有一段话：“（中国境内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整个群体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曾经都说‘闪米特语’，也就是‘含语’或‘汉语’，实际上在秦之前中国的语言也是相当混乱的，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为这个‘统一’，文化的多样性被无情破坏了，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少数文化都被掩盖了。”这句话给人这样的信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同时也统一了“语言”，不然怎么会把“实际上在秦之前中国的语言也是相当混乱的”局面给消除了呢！但是，统一文字是可能的，统一语言可能吗？像今天这样的时代，有广播、电视等媒体，有政府的提倡，有各级学校的教育，还不能消除方言的差异，秦始皇想把“秦之前中国的语言也是相当混乱的”局面消除，能吗？西汉时的扬雄著有《方言》一书，正好记录了汉代初年也就是秦亡不久时全国的方言差异，正好证明秦始皇统一语言的不可能。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念中，语言和文字是不分的！这位外文系毕业生怎么学的《语言学概论》，怎么就把语言和文字区分不开呢？
语言和文字也是历史发展的，今天的读音和今天的字形，同样不能用来证明古代的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作者在运用语言文字知识的时候又是大搞“关公战秦琼”！
例如：该书在34页和35页，谈“彝族与闪族”人的关系时，说“以色列”的“以”，完全可以是“夷”、“彝”、“伊”、“易”，这样说，我完全同意，“以色列（Israel）”完全可以译成“夷色列”、“彝色列”、“易色列”，今天“以、夷、彝、伊、易”同音，当然都可以对译外语的yi或i，但问题是，“（夷）彝族”人可不是近几年才从“以色列”迁来吧？作者要证明的也是三千年以前的事吧？根据音韵学家的研究，“以、夷、彝、易”等字在中古时期属于“喻母四等”，在上古，即两千多年前属于“定母”，读音与现代汉语的d、t相近，谐声偏旁和汉字通假也能证明这些：古代“娣”、“姨”相通，即证明两字同音，也证明“夷”古音近“弟”，古代齐国有个“狄牙”，又写作“易牙”，可知“狄、易”音近，这里我不想多讲音韵学，只是想说，秦代以前，“以、夷、彝、易”四字的声母不读y而是接近d、t，如果不能证明三千年前“以色列”就叫“狄××（t—）”或“踢××（th—）”，说“（夷）彝族”来源于“以色列”就难于从语言上说通。
又如：该书94页说：“三星堆那个祭台上近似‘囚’的字是故意缺损的吗？……但我还有一种推测，这个符号就是闪米特人最早的‘闪’字。”闪米特人最早的“闪”字怎么写，作者没有明说，但肯定不是“闪”，因为别说几千年前，就是50年前，这个字还写作“閃”，“囚”与“闪”差许多呢。认为“囚”与“闪”形近是可以的，但这是今天的字形，不能说明古代的形似。
书中虽然引用了一篇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文章，但本书作者显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了解很少，因为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中，汉藏语系和闪一含语系并不属于同一语系，也就是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汉语和含语之间的亲属关系，我们相信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成果呢，还是相信一时心血来潮的猜想？说汉语就是含语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仅仅因为“汉”和“含”同音吗？告诉你吧：这两个字在秦代以前并不同音，不信就查一查古音字表看看。
语言文字不分、缺乏语言和文字发展的起码知识、缺乏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起码理解，说是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让人疑惑啊。
逻辑论证方面也同样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常识性错误。
该书35页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汉代之所以选择这个‘汉’无非是一种复古罢了。因为自从刘邦这里开始不再是‘姬姓’贵族当政，他必须寻找一种大家认同的朝代名称，最后他使用了所有‘闪族人’也就是‘含族人’的共称来取得大家的认同和谅解。”这句话错误迭出，除了认为“朝代名自己命名”的错误外，说“自从刘邦这里开始不再是‘姬姓’贵族当政”同样是常识性错误，因为刘邦之前已经有至少战国和秦代（蠃姓当政）两个“不再是‘姬姓’贵族当政”的时期了，怎么又随便从刘邦开始！
作者这段话告诉我们，刘邦之所以选择“汉”为其“朝代名”，是因为刘邦之前已经有以“汉”为名的群体，刘邦要取得他们的认同和谅解才这么做的。这明显又犯了常识性错误：因为刘邦占据汉水流域而被封为‘汉王’，楚汉战争胜利了才因为自己“汉王”的名字而称国号为“汉”，这已经是历史常识，怎么能任意抹杀？我们这里不是指出这些错误，而是想看看刘邦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