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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第二天晚饭后，高岗来到我处，他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在生气。他先问了问高干会议的情况，然后就转到了昨天在主席处开会的上面来，他说：“你昨天为什么赞成由刘少奇代理，而不同意我的意见呢（或者说是由他代理，而我没听清楚）？”他说这话的时候，看来是责问我的样子。我当时就冒火了，突然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见当时没有什么便宜可得，也气势汹汹地走了。我当时想，这次得罪了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不来拉倒！因为我素有一个不怕得罪人的坏习惯。
彭德怀检讨自己对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些不寻常的言语，没有及时“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基于上述，彭德怀对“高彭联盟”，“彭高联盟”的说法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认为与事实不符。他以沉痛的心情向中央申明：
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以对党忠实的态度来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可以作为中央对这个问题分析的参考。再者，揭露高饶反党联盟的是陈云同志，他可能了解其中底细，因此陈云同志是最好的见证人。邓小平同志是第一个到我处谈高饶联盟问题的（关于邓小平找彭谈话的情况，彭德怀回忆说，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大概情况如实告诉了邓小平同志。），看我当时是否将高岗的言论和行动向邓小平同志作了如实反映的？而且在高饶反党联盟未被揭露以前，主席外出时，我就反对书记处工作轮流主持，而同意少奇同志主持，这也可以说明我究竟同高岗有什么关系，事情也比较明白。
笔者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目的是要还彭德怀这位从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功勋卓著，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共和国元帅一个政治上的清白。弄清这一历史事实，也向人们表明中共历史上的党内斗争，教训多多。
（责任编辑 萧徐）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王维江
随着毛泽东（1893—1976）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对逝者的纪念和对苦难的追忆才成为可能。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利用文学——一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1900—1990）及其《红楼梦研究》——作为发动更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试探，七十年代末的反思和批评文革的小说——刘心武（1947…）的《班主任》和卢新华（1954…）的《伤痕》——则成为开拓新时代的先锋。
历史学家的反思虽显得迟缓而谨慎，但持久而深入。1982年，纪念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先生的《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面世，这是对逝去已久的史学大师的怀念和致敬，也是史学界记忆和反省时代的到来。建国前的陈教授长期任教于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建国十年（1959）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五十年代大学者思想转变的“一个典型”。主动由党外学者变为党内学者，这一转身，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其同辈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此时首先选择他来追思，当不是偶然。
三年后，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先生出版自传《韧的追求》，而推动该书出版的是在国家出版局工作的包遵信（1937…2007）先生。同一时期，包先生正紧张编辑着那套后来轰动学术界的《走向未来丛书》。这说明，历史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治伤疗痛，它还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只有敢于“向后看”——真实回顾，才能真正“向前看”。时至今日，尽管对五十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史的研究还存在难度，但一大批亲历者所写的回忆录，正在夯实着这一研究的基础；一些那个时代的施虐者，如陈伯达（1904…1989）、徐景贤（1933…2007）、吴法宪（1915…2004）等，也留下了为自己辩解的文字。这些动机各异、内容庞杂的资料，使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渐渐成为可能。本文尝试以回忆录为史料，以历史学家为考察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
“征服者”：党内史家
在1949年之前，学术只是政治工具。党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首先不是被看作是学者，而是“革命家和战士”。文艺界的周扬（1908…1989）如此，哲学界的艾思奇（1910…1966）如此，文学和历史两栖的郭沫若（1892…1978）也是如此。他们的学术实践，首先要为革命理论的建构服务。明显一例是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毛泽东构思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涉及到对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判断，由此也引起党内学者的激烈争辩，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
一九四二年，我在与郭沫若辩论屈原思想时，无意间说过一句冒失话，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言语中流露出浮躁情绪，……伯赞是十分坦白的人，他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度不断地挖苦我。……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一班朋友们就知道毛主席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知道延安理论界、学术界的见解也以西周封建论为主流。
此为侯外庐先生晚年的回忆。文中提到的两个人——郭沫若和翦伯赞（1898—1968），都是自二十年代就加入中共的“革命家和战士”式的学者。他们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那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而不赞成这一说的侯外庐和范文澜（1893…1969），则显得太书呆子气，尽管后者的革命资历和理论修养在党内更胜一筹。当时和建国后各人的政治地位，明显是由其政治态度和水平所决定的。学术只是一袭华美的袍，即使上面爬满了虱子，也没人敢指出，只能私下议论。1950年1月5日，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第一处处长的宋云彬在私函中痛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和时任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
给剑行信。最近《进步青年》刊载他的作品，前日送来稿费六万五千元。信中奖励他一番，谓郭沫若、茅盾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其实亦非过奖。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入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
有趣的是，无论是作为批评者的宋云彬，还是作为被批评者的郭、茅，其经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二十年代的老资格党员，后来与党失去联系，1949年初皆以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厕身于新政协。他们为什么对学术的看法如此不同呢？或许原因在于，宋与党失去联系之后，变成真正的民主人士；郭、茅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就没跟党见外过。换句话说，郭、茅已是党的学术的化身，而宋只是被统战的对象。
作品变得“不成东西”，并不能证明江郎才尽，反而烘托出作者高人一筹的政治“才情”。宋云彬毕竟是书生，1957年获赠一顶右派帽子，不算意外。郭沫若的政治面貌变得比马列还马列，恐怕并非出于信服和坚持，而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1950年3月，《光明日报》副刊《学术》版载文，称殷代墓中有奴隶殉葬，致郭“大怒”，直斥对方“不懂马列主义”。郭沫若本具谦和的脾性，公开场合如此厉色，自然有其政治用意。这种用意，不用说挑战郭沫若的学术界无名小卒不知就里，哪怕如党内大儒侯外庐也常懵懵懂懂。1953年，他与毛泽东秘书、党内理论权威陈伯达有如下一段谈话：
一次，他找我谈话，记得胡绳同志也在场（当时任中宣部秘书长），话题中心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先要我谈看法，我知道他主张西周封建论，和我的观点分歧甚大。……没有等我稍作说明，他就听不下去了。……陈摇头道：“你说秦始皇不属于封建帝王吗？”这几乎是用课间小学生的方式要我回答复杂的学术问题，实在恼人，于是我干脆回答：“不属于。”他听了哈哈大笑，接着说：“你走得太远了！”
“你走得太远了！”——这里的“远”，当然是指侯外庐距离毛泽东的观点越来越远；而陈伯达提醒侯外庐走得太远，显然是指其政治不正确的危险性，而不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陈伯达四十年代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想法。所以，党内史学家的政治地位和官职，不是由其学问大小决定的，而是由其政治水平决定的。这就不奇怪，一个学术界的大人物——郭沫若、一个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时都是毛泽东“西周封建论”的坚定赞成者！这更不奇怪，在建国以后，郭沫若会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领袖，陈伯达会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与此相适应的是两人的官职：郭、陈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同时，郭沫若还担任历史研究所一所的所长，陈伯达兼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和《红旗》杂志总编辑。历史所三所的所长是范文澜，他是延安时期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了二所的副所长，成为非党员、著名史学家陈垣的副手。如果侯外庐和范文澜不太书呆子气，他们的政治仕途和学术职位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学术领域如此，主管学术的宣传部的科学卫生处，其领导人也都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如胡绳（1918—2000）、于光远（1915——）。可见，建国后能够坐在学术领导岗位上的，都是经过了长期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