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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蛄斓甲髁嘶惚ǎ斓季龆ǜ怅弦淮涡圆怪�500元，吴晗没有接受。但领导上非常关心此事，专门对他的生活进行研究，规定了袁震看病住院的报销办法。
所有这些吴晗都很领情，也很感激。但吴晗是个硬骨头，他绝不会被困难压垮，更不会因为少吃一点菜而有什么想法。因为减少一点菜，竟然惊动了市委领导，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甚至会使吴晗过意不去，感到不自在。
吴晗辞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隐伏在心坎里的心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在1948年到石家庄时，就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给吴晗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吴晗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大约也就是毛泽东谈到的这个“时机”问题，吴晗在副市长任上曾多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得到批准。对此，吴晗很苦恼，但他没有灰心。他在1954年给彭真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吴晗认为这种“客气”和“优容”对自己简直就是个伤害。他希望入党，和大家一样为党工作，只希望严格要求，不希望“客气”和“优容”。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我没有放弃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肺腑心声。他虔诚地要求入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的入党动机很明确，一是得到教育，二是做好工作。他认为对他的客气和优容、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作要求不严格，都是因为自己不是党员造成的。长期没有批准他入党也是他不安心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者和官员的变数
吴晗是个学者、历史学家，这是众所公认的，包括毛泽东也是更多地把吴晗当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来看待的；但出于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把吴当成官员当成政治人物看待。学者和官员之间是有变数的。
1954年，毛泽东考虑到宋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应该有个较好的标点本，以便于干部阅读，而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也应当改绘。这两项工作都很重要，谁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吴晗，并亲自把这任务交给吴晗。此时吴晗在毛泽东眼里当然是个学者。这两项工作在首都学术界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吴晗的主持下，按质按量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此外，毛泽东关心的一些历史问题，包括对朱元璋的评价，历史上的边界等等，以及其他一些毛泽东有兴趣的历史问题，也经常找吴晗晤谈。
1959年4月，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对剧中出现的南包公海瑞大加赞赏。随后，他的秘书胡乔木根据主席讲话精神找到吴晗，约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胡乔木之所以找吴晗写文章。自然是因为吴晗是个明史专家。由此引发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都属于明史范筹，是学术性的著作。
而当毛泽东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必须找到一个能把矛头直指彭真、刘少奇的突破口，吴晗是首选人物。这样一来，原先约写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以及《海瑞罢官》就都由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大毒草。此时，吴晗成了被揪出来的“官”，彭真也成了包庇吴晗的“黑帮”。很明显，只有拿吴晗这个副市长开刀才能联系到邓拓，才能联系到彭真。他们都同属北京市的“官”，可以上纲到“黑帮”、“反党集团”。设若吴晗只是个学者，不是个官，没有同属这个官的组织系统，至少用不着毛主席亲自出面指挥组织批判吴晗的文章，亲自宣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此时就把吴晗学者的属性剥得精光，变成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可怕政治人物了；但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所以，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彭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以为然，据理力争，他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毛泽东和彭真的争论，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没有“罢官”这个要害。这时毛泽东已听进了康生等人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的说法，当然听不进彭真的说法，但对吴晗的官位还是很在乎的，据说当时毛泽东曾对彭真说：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在要罢吴晗的官时，此时他还想给吴晗保留一点官位。不过这也是说说而已，如果真让吴晗去当县长，那也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们都还记得，当吴晗读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有两个反映，一是姚文是“有来头的”。这个“来头”对吴晗的威胁较姚文本身要严重得多。在这个威胁面前，吴晗无力招架，只有任凭宰割。二是姚文过于牵强附会，所引材料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如果从学术角度看，吴晗完全可以写文章驳倒他，但姚文昭示的吴晗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学术，是从政治上置吴晗于死地，而不是讨论《海瑞罢官》之学术得失。不过，吴晗的政治悲剧就自身来说，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吴晗似不太明白，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形成的历程并不一样。吴晗专长是明史研究，经他在探索中形成的观点，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结晶，自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的；而政治是非观则不同，政治是非观往往是受别人或周围环境变异而形成的，本身充满着许多变数，盲目坚持或放弃都可能导致失误。例如，他在和国民党统治者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或者叫做判断是非的标准，那就是：“凡是共产党作的一定是好的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这个观点的形成，对吴晗正面负面的影响都很大。正面影响，就是吴晗义无反顾地支持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在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中，把一批批进步青年转送到根据地去，他的住宅成了地下党人的联络站，而他自己也被列入敌人追捕的黑名单中，到处躲避敌人的追捕。这些斗争，使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革命事业的坚强战士。而负面影响，就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期间，对党和毛泽东所犯的一些过错，误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如对反右派、“大跃进”等等政治运动，他都误认为都是对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这虽是迷信和盲从造成的，但犯这种错误的起因却是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片面认识所然。这种错误认识，使吴晗从思想上到政治上造成许多失误，甚至局部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难于改变”的学术见解
如果说吴晗不想当官，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还可以有许多解读；但说吴晗是个学者却是顺理成章，他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比如，对朱元璋的评价，年轻的时候，读明史就对朱元璋有个不太好的看法，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认为朱元璋晚年得了“老人狂病”。后来写《朱元璋传》，几个版本都能找到这个思路的痕迹。毛泽东读了吴晗两次呈送的《朱元璋传》稿本之后，第一次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所据当是指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评价贬之有过。吴晗虽然对毛泽东的批评十分重视，但也只接受诸如有关彭和尚的归宿问题，并以此考证结果向毛泽东的批评作出交代。关于是否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吴晗并无所谈及。后来，毛泽东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的1954年稿本后，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为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批评，自知理论水平欠缺，曾花大力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著作。但如何吸收、消化并运用到修改《朱元璋传》中去，仍不得要领。他在搜集、分析、研究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而对朱元璋的历史评价几乎是依然故我。
当然，吴晗并不是故意怠慢毛泽东的批评，而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符合毛泽东意见的思路，以为写历史重在史料，只要史料充分，论从史出就可以了。吴晗并不知道政治家和学者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评价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评价的标准和出发点是要考虑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而学者的标准主要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这个不同的标准，铸成吴晗沿着自己的学术见解越走越远，而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却理解不到点子上去，未能作出正面交代。
毛泽东要吴晗对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一点，吴晗却跳不出原来对朱元璋的评价的框框。他在学生时代写《胡惟庸党案考》时，就认为朱元璋是“一个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疑心”过重，“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所讥刺”。朱元璋“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的，及至大事已定，就“屡兴文字狱”。吴晗认为朱元璋“设学兴教”，实际上是“进用宋讷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谨的新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及至吴晗准备写《明太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给朱元璋定位。根据朱元璋诛杀功臣、搞特务网、兴文字狱等等表现，他认为朱元璋是得了“老人狂病”。这个发现，成了吴晗对朱元璋评价的基调。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要他放弃或改变这些早已形成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然，他也不会想到把如何评价朱元璋和现实中的某些个人联系起来，因为过去已经有过教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经以写朱元璋影射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