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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这套《胡适文存》以亚东图书馆的1928年版为底本，并参考亚东图
书馆的1923年版和台北远东、远流版校勘整理而成。这就令人诧异了。为什么不用1930年出版的第十三版为底本呢？1930年1月28日胡适写的《十三版自序》中说，“这一版的校勘胜过以前的本子”。为什么不用这一本而要用这以前的1928年版为底本，我想，整理者假如看到了这个第十三版，看到了这篇自序，当然就会采用它作底本了。很可能是并没有看到它，以致连这篇自序也没有收入本版《全集》之中。可见是在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版本之时，就着手编印《全集》了。
影印本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保存了不少他书信的手迹。按说这些信件按照手稿排印就是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信件并不以手稿为底本，而另据不负责任的印本录入，以致出现了一些错漏，假如采用手稿为底本，就可以避免此弊了。
再说第四卷的校勘。这卷的内容是《胡适文存》四集。书前“整理说明”中有这样一段：
1953年12月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将其改名为《胡适文存》四集，与《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和《胡适文存》三集一起合印出版。合印前，胡适对其中一些文章作了一些修改，改动最大的是《｛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另外胡适还在一些文章中加了一些按语，这些按语有些是对自己以前一些观点的修正。
这就是说，整理者是看到了台北远东版的，是看到了远东版上的按语，并且知道作者有些按语是对自己以前观点的修正。可是奇怪的是，这些修正，有的还是十分重要的修正，竟丝毫没有反映在经过整理的这一卷《全集》之中。读者从这一卷中看到的，只是作者修正之前的旧观点，根本不可能知道作者的观点已经有了改变。这样的整理，对于作者和读者，都不太负责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胡适文集》，其第五册包括《胡适文存》四集在内，却是据台北所出各种版本仔细校勘过的。现在且从其中摘出一点例。（所注数字，都是《全集》第四卷的页码。所称“远流本”指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适作品集》。“手校本”指196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影印出版的胡适手校的《神会和尚遗集》）
属于改正旧版错误的。例如《说儒》中的：
“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封禅书》，
《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73）“远流本”已将《封禅书》改正为《魏其武安侯列传》。
又如《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有“弋阳在今江西弋阳”一句（299），“远流本”已将它改为“唐弋阳郡在今河南潢川县。”
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中有一处引语说：“母生于崇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时。”（416）“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崇祯那有十八年？”
补充旧版所说的，就更多了。《说儒》：
据《檀弓》，司徒敬子是卫国大夫。孔子在卫国，还为人相丧礼，我们可以推
想他在鲁国也常有为人家相丧礼的事。（31）“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伪书《家语》也采孔子相司徒敬子之丧的故事。”
同一篇里“……我们真不能不感觉到‘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是很微细的了！”（38）紧接在这下面，“远流本”增补了这样一小段：
《先进篇》“赤尔何如”一段，赤所谓“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也是“相礼”之一例。《乡党篇》有“君君使摈”一章，也是“相礼”之一例。适之——（1953．10．7）同一篇里：
……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说
他是“圣人之后”，并且说他是“圣人之后”的“达者”。（44）“远流版”此处有按语：
适按，《论语》十二，“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此可以解释“达者”“达人”的普通意象。同一篇里说到：
所以我们读孔门的礼书，总觉得这一班知礼的圣贤很像基督教《福音书》里耶稣所攻击的犹太“文士”（Seribes）和“法利赛人”（Phari sees）。（87）“远流本”此处补有：
天主教新译的《福音》皆译作“经师”和“法利赛人”。“经师”之名远胜于“文士”。适之。
在《校勘学方法论》一文中，“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153）一句之后，“远流本”有按语：“适按，周必大死在1204。”
同一篇里：
王念孙《读淮南内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推其致误之由”，列举普
通误例四十四条……（159）在“远流本”里，增补了些文字，成为这样：
王念孙《读淮南内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作于嘉庆二十年乙亥
（1815）），“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也。”列举普通误例
四十四条，……
《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中说：“顾玄平即是顾欢，……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168）。“远流本”在“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句前有按语：“适按：永明元年，世祖征顾欢为太学博士，不就。485为永明三年，或稍早。他死在永明前期，则无可疑。他墓上木连理，地方官图表上，世祖尚存。”
同一篇中，“陶弘景与顾欢先后同时”（173）一句之后，“远流本”有按语：“适按，顾欢死在齐世祖（武帝）永明中，约在485，即永明三年。”
《楞伽宗考》一文中有一段《续僧传》的引文，其中说：“行人者，四行，万行同摄’，（217）。“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四行’皆是头陀行。此一点，我当初还不曾了解。”在这一大段引文之末，有“……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218）“远流本”此处有批语：
《师资记》说不误。“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头陀”行。道世在六六八作
《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别详述头陀行。可见在七世纪时，“禅”的定义实包头陀，似是楞伽宗造成的风气？适之——1952．7．31
同一篇里：
……在达摩的晚年，达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四十岁，所以上文说“年虽在
探索经济法的秘密
■ 乔新生
法律使我们恐惧，还是法律让我们免于恐惧，这是一个问题。
按照古希腊伊壁鸠鲁的观点，正义不过是某种约定。为了免于恐惧，人们达成一种普遍的协议，正义便油然而生。如果没有人们的普遍约定，就没有正义。随着人们约定的变化，正义的内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这样的正义观虽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却启发后人走上了制宪的道路。在社会契约论的直接引导下，近代欧洲各国出现了宪法。宪法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共同契约，不仅规定了国体，而且规定了国家的政体。在政治体制中，不同阶层的人们根据宪法所确定的地位，按照既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具体的规则，实现国家的运转。
经济法就是具体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没有看到一个国家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宪法中所处的历史地位，没有研究宪法中所确定的决策机制，那么，对经济法的研究必然会缺乏深度。
在我国，关于经济法的学说有上百种，但是这些学说大多没有深入到国家的宪法层次，因而往往是人云亦云，或者自说白话。经济法是宪法中关于经济的具体化表述。如果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那么，经济法就是宪法的承包商，它旨在解决宪法中关于经济权力的分配，以及经济权利的行使问题。
在我国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选举产生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各地人民代表大会是当地的权力机关。各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当地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样一种宪法体制安排决定了各个地方人大具有充分的权力。一旦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行使权力，选举并且监督地方政府负责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那么，中央与地方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权力上的断层。然而事实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冲突总是能够得到解决，之所以如此，就是在宪法序言中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央和地方可能或者已经发生权力冲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就会发生作用，通过党内的组织部门任免干部，化解中央与地方可能出现的或者已经出现的矛盾和纠纷。
这样的组织架构在世界各国的宪政史上独一无二。考察中国的经济法，必须首先了解中国这一特殊的国情。从根本上来说，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期，中央企业多次下放地方管理，中央政府的实际财政权力已经所剩无几。正因为如此，在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地方政府大干快上，而中央政府财政却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谈判能力和组织能力发挥了作用，通过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调换，特别是通过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逐渐掌握了支配大多数财政的权力。然而，这种在行政体制内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渐形成，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生产力，千方百计地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对于那些有利于中央增加税收的措施，地方政府缺乏实施的积极性；可是对那些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措施，地方政府则干劲十足。这样的宪�